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2004年修正)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1997年11月29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4年6月30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加强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保护和改善水质，保障人体健康和生活、生产用水，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境内辽河流域的河流、湖泊、水库、渠道等地表水体的污染防治。
第三条 辽河流域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将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实行优惠、扶持政府，增加环保投入，保证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目标的实现。
有关市人民政府应当将辽河流域的治理目标分解到有关县（含县级市、区，下同）和排污单位，实行目标责任制。
对防治辽河流域水污染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表彰或者奖励。没有完成治理目标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追究领导责任。
第四条 省、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工作需要，指定有关专门机构负责统一协调、指导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
第五条 省、市、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省、市、县计划、经贸、水、建设、交通、农业、林业、渔业、财政、卫生、地质矿产等行政管理部门及企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做好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
第六条 辽河流域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本行政区域内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
第七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辽河流域不受污染的义务，有权对污染辽河流域的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八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水污染防治科学研究，引进推广防治水污染的先进技术成果，合理调整辽河流域的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推行清洁生产。
第九条 对辽河流域实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第十条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经济、计划、建设、水行政管理部门根据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目标，制定防治规划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辽河流域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上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制定本行政区域内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并具体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水、地质矿产、卫生、建设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划定全省饮用水源保护区，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水、地质矿产、卫生、建设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划定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二条 向辽河流域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统称排污单位），由县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排污申报量，确定其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第十三条 对辽河流域的排污单位实行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
对不超过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不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排污单位，由县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排污许可证。
第十四条 辽河流域的排污单位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不得建设增加水污染物排放量的项目。
第十五条 辽河流域的重点排污控制区域的排污单位和重点控制区外的重点排污单位，必须在排污口安装污水排放计量装置。
第十六条 在辽河流域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必须按照所在地水体环境功能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县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不得突破本地区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项目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未按“三同时”规定已建成投产的建设工程项目，应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
第十八条 在辽河流域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和扩建排污口。
（二）向水体倾倒工业废渣、生活垃圾等各种固体废弃物；
（三）向水体排放含有各类污染物的污水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废水；
（四）在水体清洗贮油类和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和容器；
（五）在水体采用炸药、毒药、电击等方式捕鱼；
（六）在一级保护区水体游泳、进行水上训练和其他可能污染水体的活动；
（七）在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旅游、渡假及其他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八）在一级保护区水域行驶以油、煤作燃料的船、艇；
（九）其他污染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行为。
在辽河流域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水生动物养殖的，必须在保护区管理部门规定的区域内养殖，不得污染水体。
第十九条 在辽河流域的河流、湖泊、水库、渠道管理范围内设置或者扩大排污口，必须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
第二十条 在辽河流域禁止建设生产石棉制品、放射性制品的企业；禁止建设小型造纸厂、制革厂、染料厂；禁止从事土法炼砷、炼汞、炼铅锌、炼油、选金、漂染、酿造和农药、电镀、化工生产。
在辽河流域新建的生产项目，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有关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法律规定的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该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严格限制的生产项目目录，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级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拟定，报省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一条 辽河流域的排污单位超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责令限期治理，并由县以上人民政府公布限期治理名单。
辽河流域的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又没有治理价值，或者自2001年1月1日起仍然超标准排放污染物的，由县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关闭或者停业。
第二十二条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统筹规划，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保持地表水的正常流量，保持原有水体的水环境质量。
第二十三条 辽河流域河流上的大型控制性水利工程，应当在保证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和工农业生产用水的前提下，兼顾下游水环境质量，制定防污调控方案，确定坝下最小泄流量，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大型控制性水利工程坝下最小泄流量，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具体方案，报省人民政府确定。
第二十四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建立健全监测制度，会同水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加强对辽河流域水环境质量的监测。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发布辽河流域水环境质量状况公报。
第二十五条 市、县人民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控制本行政区域内的水污染，保证出市、县界河流断面水环境质量指标符合下游河流或者进入水库的环境功能要求。
第二十六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水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辽河流域氧化塘、污水库、贮灰场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堆放场所的汛期环境安全监督检查，采取措施防止水污染事故的发生。
第二十七条 对在辽河流域征收的排污费、用于污染治理的拨款、贷款及其他相关费用，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他用。
审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辽河流域各项污染治理经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并向省、市人民政府汇报审计情况。
第二十八条 辽河流域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要求，建设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必须缴纳污水处理费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增容费。缴费标准及使用办法由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物价、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规定的，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擅自在辽河流域的河流、湖泊、水库、渠道管理范围内设置或者扩大排污口的，由县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纠正，依照处罚权限处1万元至5万元罚款；
（二）建设禁止建设的生产项目或者擅自建设严格限制的生产项目的，依法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关闭，由市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处罚权限处5万元20万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在排污口安装污水排放计量装置的，由县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安装，并处1000元至1万元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市、县界河流水环境质量不符合水环境功能要求，造成污染事故的，由排污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追究经济责任。对责任单位和人民政府的负责人，由上级主管部门和人民政府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突破本地区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批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实施行政处罚的权限，按照《辽宁省环境保护条例》的规定执行。
行政处罚程序及罚没款的处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环境保护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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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是法治社会的内在品质
刘武俊
维系社会的良性秩序既要靠法律的外在规制，也有赖于社会信用这一道德资源的内在调适。
目前，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危机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无疑是令人欣慰的。然而，某些无形的道德资源尤其是信用资源的匮乏问题却令人堪忧。依我之见，“信用”可能是时下中国人最稀缺的一种道德性资源。牟其中之流毕竟只能逞一时之势，可怕的是几乎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集体性信用危机的局面，因而警惕信用危机、强化信用意识和倡导信用至上实属当务之急。
何谓信用？信用就是一种信守承诺的责任感，就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之后果负责的道德感。信用既是个人的一种品性，同时也是社会的一种素质。由于信用往往与利益息息相关，因而恪守信用也就是既尊重他人利益又维护自身利益，而以牺牲信用为代价攫取利益无异于杀鸡取卵式的自杀行为。在有关市场经济的各种口号中，我格外青睐“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这一最能彰显市场经济本色的口号。市场经济其实是最为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堪称市场经济真正的道德基石。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信用已经成为每个人立足社会不可或缺的“无形资本”，恪守信用乃是每个人应当具有的生存理念之一。人或许可以没有信仰，却不可没有信用，没有信仰的人是凡俗的，而不讲信用的人则是“丑陋”的。在这个道德失重的“无根的年代”，人们似乎已经对充斥在周遭的坑蒙拐骗习以为常，不少人甚至对牟其中之流以骗为能的所谓“能人”颇为心仪，北京市民似乎已经将中关村一带搭讪着贩卖假文凭、假证件的现象视为一道都市风景。这种荒诞而又无奈的现实使从前感悟到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句朦胧诗并不朦胧的深深叹息。我并非漠视善良、纯朴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只是想正视和反思“坑蒙拐骗”甚至“坑熟”成为不少中国人生财之道这一现实。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信用危机问题，除了重视以崇尚“信用至上”为核心理念的道德说教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应当建构维护信用的制度，无形的信用有赖于制度这一有形屏障的呵护。个人储蓄实名制显然就是建立和维护个人经济信用的一种具体制度。
信用的重要性在法治领域同样不容忽视。在我看来，法院裁判文书之所以“执行难”，与被执行人不讲信用、不自觉履行相应的义务有很大的关联。难怪西方司法界人士往往对中国法院“执行难”问题感到匪夷所思，在他们看来当事人自觉履行已生效的裁判文书的义务是毋庸置疑的，否则将使自己置于丧失信用的尴尬境地。对于笃信“信用高于一切”这一常识性理念的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恐怕没有比丧失信用这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无形资本更为糟糕的了。然而，在我们国家不少“债务人”往往比“债权人”还理直气壮、悠闲自在，为讨债磨破嘴皮跑断腿的债权人有时甚至要对债务人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生怕得罪了对方后可能出现“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后果。这种咄咄怪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何等匮乏。
诚实信用不仅是社会的优良美德，同时也是法律之道德底蕴，甚至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如果说法律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显性的游戏规则，那么信用则是使法律深深嵌入世俗社会秩序的一种隐性“润滑剂”。信用是法律之道德底蕴的重要方面，法律是否具有信用直接关涉到法律这一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物品”的公信力。带有地方或部门利益保护主义色彩的“劣法”，是对立法信用的嘲弄；裁判不公、判决“打白条”则是对司法信用的亵渎。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的尴尬突出表现为以立法和司法的“产品”（法律、裁决等）为表征的法律资源急剧增长，而支持法治系统良性运作的道德资源尤其是信用资源却趋于萎缩。信用至上可以视为法治的主要道德取向所在，依法行政的主旨就是要确立、强化和维护政府为广大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信用；司法公正的主旨就是要彰显和实现司法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信用。缺乏信用这一道德隐喻的法治不能称为良性法治。
维系社会的良性秩序既要靠法律的外在规制，也有赖于社会信用这一道德资源的内在调适。可以说，信用至上堪称现代法治社会的一种素质，没有信用的人是“丑陋”的，有信用的人则是有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