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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证据立法与诚实信用原则

刘海涛


[内容提要] 伴随着对诚实信用原则被确立为民事实体法基本原则的演进过程的总结，本文就在民事证据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的可行性进行论证，进而简要地分析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未来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对整个民事证据法立法及其解释.适用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民事证据法 基本原则 诚实信用

肇始于八十年代后期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以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随着这种改革的持续和不断深入，证据制度之于诉讼程序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制订一部较为科学和完善的民事证据法典因此也愈来愈显得迫切。正是因应这一需要和作为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准备，近年来我国学者大量研究和译介了国外一些较为先进的证据制度。可以预见,对这些域外先进诉讼证据制度的法律移植，必将极大地克服我们在这一领域本土资源薄弱的不足，使得我国未来的证据立法处于一个较高的基点上。然而，应当认识到，一部科学的法典绝不可能仅仅是某些先进制度的简单聚合。在各个具体制度中还应当贯穿着一些普适的、共同的基本原则，以保证整部法典的和谐和统一，并用以支撑各个具体制度自身的正当性。基于上述认识，结


合对其他部门法尤其是民法中基本原则演进的研究，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证据法亦应当确立诚实信用原则为其基本原则之一。下面，笔者试就在民事证
据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可行性作一浅探，以期搏得对这一大胆命题的认同或者批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上述论题的提出基本上是缘起于对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历史比较研究[1]， 故而本文的论述亦遵循同样的思路。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其在民法中的演进[2]

诚实信用作为市场交易中的一种道德要求，起初是以商业习惯的形式存在。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求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3]长期以来诚实信用是作为成文法的补充而对民法关系起着某种调整作用的。而它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之奠定，乃是人类法哲学不断发展和立法技术日益成熟的结果。概括而言，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发展经历了罗马法、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三个阶段。
1、罗马法阶段
诚实信用作为道德领域的规范植入法律的作法始于罗马法，随着罗马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立法者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商品交换关系，日益感到对每一种都详加规定的困难。他们发现，无论法律条款和契约约款多么周密，如果当事人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之法。因而原有的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立法技术开始遭到批判。在此基础上，罗马法中发展起了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相对于严正契约而言，诚信契约要求债务人不但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要依诚实信用承担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相应地，在解决诚信契约所发生纠纷的诚信诉讼中，承审员不但可以根据契约内容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还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对契约内容进行干预，按照通常人的判断标准增加和减少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可见，罗马法的诚实信用虽被限制在债法的领域内，但作为现代民法中诚信原则的两个


方面──诚信要求和自由裁量权，均已萌发于其中。
2、近代民法阶段
从欧洲近代史上的法典编篡运动到德国民法典的制订，为诚实信用原则发展的近代民法阶段。在这一时期绝对主义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影响下，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立法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立法者对法律规范详尽性、安定性的机械追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剥夺殆尽。诚实信用原则遂仅具有指导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意义，并且依然被限定在债法的范围内适用。显然，对司法活动能动性的彻底否定极大地限制了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由于诚实信用原则包含了市场经济的一般道德要求并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故而它不能不为立法者所尊重。相应地，这一时期的成文法，如法国民法典等均明文规定了诚信条款，这一进步，为诚信原则在现代民法中的发展奠定了立法基础。
3、现代民法阶段
既往立法实践中的绝对严格规则主义，使得法律陷入僵化而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并且牺牲了个别正义。[4]二十世纪以来， 越来越深刻的对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立法缺陷的认识，迫使人们开始普遍认同成文法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司法活动的能动性，于是在立法中体现了严格规则和自由裁量相结合的主张。此外，随着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本位思想渐渐转变为社会本位思潮，故而人类道德与法律相互渗透的趋势不断加强。在这一背景下，诚实信用所代表的道德内涵及作为一般条款的工具意义得到了立法的高度认同。1907年，瑞士民法典在第2 条中体现了如下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和履行其义务。”这条规定第一次把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在法典中加以规定，以默示的方式授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开创性地把诚实信用原则扩张到及于一切民法关系──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这种适应了现代社会需要的立法方式随后即被大陆法系各国所纷纷仿效。诚实信用原则遂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及至今天被公认为君临为民法全法域的“帝王条款”。


我们可以看到，诚实信用原则自被罗马法植入法律后至今，其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不仅适用于契约的订立、债的履行，更及至一切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其性质亦由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不能以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不待当事人授引法院可直接依职权适用的强行性规定，究其本质，在于诚实信用原则由于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为一体，而兼具了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得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弹性。[5]
同时，诚实信用原则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于人类立法实践中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较量，并在二者的相互妥协和融合中被赋予了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意义。
必须承认，道德和法律相互渗透的趋向、成文法的局限性绝非民法这一家部门法所独有，也绝不仅限于实体法或者私法领域。故而，上文中就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的演进之回顾和总结，对于我们的民事证据立法必然极具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在民事证据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可行性

1、 民事证据法将不可避免地具有成文法的局限性[6]
所谓成文法的局限性，是指成文法由于其技术上的特点不能完善地实现其目的的情况，是成文法为获得其安定性等积极价值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于成文法的局限性之认识系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人类个体而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始终受到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而无法达致绝对真理。同样，立法者也不可能预见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制订出天衣无缝，预先包容全部社会生活事实的法典，这就使得法律不可能不存在规则真实和一定的不适应性。[7]显然，这种法律上的阿喀琉斯之踵[8]对于我国未来的民事证据法亦无可避免。封闭性的立法态度必将使得法律失去生命力，从而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遭致淘汰。而近代立法实践表明，以引入一些基础性的一般条款，来赋予法律适当的弹性，从而使得法官能够针对不同社会


情势对法律作出合乎情理的扩张，这无疑是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有效手段。而诚实信用原则因其所代表的契合于法律根本目地的公正观念，正可以充任这样的基础性一般条款。
此外，如梁慧星先生所言：“一般而言，法律条文均极为抽象，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必须加以解释。进行法律解释时，必须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支配，始能维持公平正义。”[9]当然，对比民法而言， 民事证据法多为强行性规范，其明确性就整体而言要优于民法一般规范。但即使如此，民事证据法终究还是要以一定数量的文字作为其载体，而语言文字固有的歧义性势必使
得法律条文或多或少地产生模糊性。此种情形下，我们同样有必要运用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解释上的指导.规范功能，来保证民事证据法立法本意的正确实现。
2、 民事证据法的两栖性决定其应当确定诚实信用原则
正如前文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领域演进之总结，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起于债之履行，其后渐及于一切民事权利之行使和义务之履行，其适用范围随着人们对其内涵的丰富而呈逐步扩大之势。台湾学者史尚宽也注意到“关于此原则之适用，并有主张不限于私法，而并应及于公法、宪法”。[10]民事证据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公法性质，但亦应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这是因为，诚实信用原则不独是用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还在于其要求当事人不得通过自己的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这种对当事人权利行使的限制，符合现代社会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法律思想的转变趋势，这对于诉讼机制的和谐运行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此，将诚信原则引入民事诉讼领域这一主张近来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11]
不可否认，民事证据法由于涵括了法院调取证据、采信证据等一系列具有职权色彩的内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法性质。但道德与法的结合在公法领域亦为势所必然。事实上，民事证据法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质证、证据披露，自认等许多规则本身即带有强烈的私法色彩，并且，由于我们诉讼


证据制度设计上对当事人主义模式一些特点的大量吸收，使得这种“私法化”必将更为明显，因而以私法的理念和原则来约束当事人之间的证据法律关系亦为必要。此外，民事证据法虽被大多数人界定为程序法，但其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等许多内容不完全是程序法问题，而往往是在实体法即民法中作出规定，况且，民事证据并不完全用于诉讼和审判，它同时也用于指导和规范民事行为，确认和证明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护民事权利和避免民事纠纷。也就是说，证据问题离开诉讼也会发生，也正因如此，我国亦有部分学者提出可将民事证据置于民法典中来规定。[12]由此可知，既然诚信原则在民事实体法中的“帝王条款”地位已为世所公认，其适用于民
事证据法自然也就是应有之义了。
3、 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色彩为其在民事证据法中的普遍适用创造了条件。
史尚宽先生认为，诚信原则要优于一般原则，因为法律的标准应当是社会的理想即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这种理想所处的地位要高于法律和契约，诚信原则便是这种最高理想的体现，而法律和契约则属于实现这种思想境界的途径和手段。[13]可以说，诚实信用原则正是由于它这种强烈的道德色彩，而演变成为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必须确认，道德和法律同为社会上层建筑，同属社会意识范畴，二者必然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法律必须体现一定的道德精神，遵循和捍卫社会主流的道德评判标准。民事证据法固然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上显得刚性，但并不能因此就排斥其对道德精神的遵循和吸收，正如现代工业的发展始终应当尊重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可以想象，如果缺乏了诚实信用原则的约束，诉讼将在当事人纯粹技术意义上的证据攻防大战中丧失其正义的本质，而沦为无意义的诉讼技巧的竞赛，甚至是“邪恶的角斗”。关于这一点，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一些国家历史上的教训颇值得我们引以为鉴。[14]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金融支持和服务措施的意见

银发〔2008〕225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8〕21号)，进一步发挥金融职能作用，全方位做好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金融支持与服务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支持灾区金融机构尽快全面恢复和提高金融服务功能

（一）做好金融机构基层网点恢复重建。

根据国务院灾区重建规划总体要求，抓紧做好灾区金融网点布局和重建规划，合理布设灾区金融机构基层网点，扩大灾区金融服务覆盖面，尽快恢复并提高灾区金融机构服务功能。

加快修复因地震灾害受损的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基础设施，着力加强和改进对灾民集中安置点的金融服务。对受灾损失小、灾后尚能维持基本业务经营的金融机构，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帮助其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对受灾损失严重、灾后已经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的金融机构，属于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由其总部协调系统资源组织恢复，各总行（部）要尽快制定相应的具体实施方案；属于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鼓励有实力、经营稳健的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对其兼并重组。鼓励地方政府按照相关政策规定通过财政注资等方式扶持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恢复重建。

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保证业务运营安全的基础上布设临时营业网点，通过系统改造实现跨机构业务代理服务。引导投资者采取网上交易、电话委托等非现场交易方式进行证券交易；客户坚持现场交易的，通过就近转托管或转指定方式提供现场交易条件。

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到灾区设立分支机构。优先并加快审批符合条件的灾区金融机构基层网点迁址、重组，鼓励灾区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二）保障支付清算、国库、现金发行、证券交易和邮政汇兑系统的安全运营。

加强支付清算系统动态监测，构筑灾后重建资金汇划“绿色通道”，确保灾后重建资金汇划通道畅通运行。在灾区群众集中安置点合理布放ATM、POS等机具，方便灾区持卡客户的存、取款和持卡消费。保证国库资金划拨渠道畅通，将国库资金汇划通道延伸到受灾群众个人账户，实现救灾补助资金点对点发放，保证救灾补助资金直接支付给受灾群众。发挥国库系统监督功能，提高救灾资金拨付、使用的透明度。加强对灾区现金流通、供应状况的监测分析，加强发行基金调拨管理，充分利用跨行政区划就近调拨发行基金的工作机制，确保灾区现金供应。

支持证券期货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提供资金和技术服务，帮助灾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加强灾难备份中心、中心机房等建设，强化对交易、结算、通信系统的安全维护。尽快恢复和完善灾区邮政汇兑系统，发挥其贴近基层群众的服务优势。

加强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的备份系统建设和因灾受损的重要文件、数据、档案等信息资料的清理及备份工作，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三）适当减免灾区金融机构的收费。

适当减免灾区通过支付清算系统的资金汇划费用。对国家明确的灾区内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机构（包括注册地在受灾地区的法人机构及在受灾地区的分支机构）以及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免收银行业机构监管费和业务监管费；对灾区的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包括注册地在受灾地区的法人机构及在受灾地区的分支机构），免收保险业务监管费；支持灾区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包括注册地在受灾地区的法人机构及在受灾地区的分支机构），免收证券市场监管费。支持适当减免受灾严重的银行机构缴纳的银行业协会会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缴纳的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期货业协会会费、证券期货交易所会员年费和保险机构缴纳的保险保障基金、保险业协会会费（不含省市行业协会）等收费。鼓励省级农村信用联社对灾区的农村信用社减免行业管理费。

鼓励灾区金融机构适当减免客户账户查询、挂失和补办、转账，证券持有人的证券账户卡挂失与补办、证券查询、证券继承等收费。

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灾区的信贷投放

（四）对灾区实施倾斜和优惠的信贷政策。

各金融机构要在坚持市场化运作和风险可控原则下，根据灾区需要适时调整信贷结构和投放节奏，积极支持灾后重建。全国性银行机构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切实加大系统内信贷资源调剂力度，从授信审查、资金调度等多方面对灾区给予优先支持，将信贷资源向灾区适当倾斜。灾区城市商业银行等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要积极组织存款、加大市场融资力度，增加信贷资金来源，在满足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审慎监管要求并确保稳健经营的前提下加强对当地受灾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贷款总量可适当放宽。当地农村信用社要立足服务“三农”，按照农时适时放款，支持当地农业恢复生产。配合财政贴息政策，做好灾后恢复重建贴息贷款发放工作。现有的扶贫贴息贷款、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国家助学贷款等向灾区适当倾斜。允许金融机构开展并购贷款业务，在灾区没有营业网点的金融机构可以开展跨地区贷款业务，支持灾区重建。

考虑到受灾群众和企业的实际困难，对灾前已经发放、灾后不能按期偿还的各项贷款可延期6个月还款，在2008年12月31日以前不催收催缴、不罚息，不作为不良记录，不影响其继续获得灾区其他信贷支持。

（五）加大对灾区重点基础设施、重点企业、支柱产业、中小企业、因灾失业人员等的信贷支持力度。

鼓励金融机构对灾后重建中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家需要扶持的重点企业、灾区支柱产业以及水、电、道路、通讯、学校、医院等有收入来源的受损公共设施修复的贷款需求及时给予必要支持。对灾区吸纳就业强、产品有前景、守信用的中小企业，通过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加大支持力度。鼓励地方政府出资引导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高度重视金融支持灾区推动创业促进就业工作，对地震灾区因灾失业人员自主创业或吸纳灾民就业达到一定人数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发放贷款时，可参照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政策执行。

（六）加大对灾区“三农”的信贷支持。

积极发展适合灾区农村特点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机构，提高农村金融网点的覆盖面和对灾区农村的金融服务水平。

运用专项票据兑付等多种方式增强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灾后重建的信贷投放能力。对灾区农村信用社持有的专项票据，经审核后基本满足兑付条件的，简化考核程序，及早予以兑付。对确因受灾暂时不能满足兑付条件的农村信用社，一方面，通过再贷款方式及时增加其可贷资金，另一方面，积极引导社会各类资金投资入股增强其资本实力。

拓宽农村贷款抵押担保物范围，鼓励发展林权抵押贷款、采矿权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仓单质押贷款等业务。鼓励各金融机构积极发放面向灾区农户的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根据实际需要适当扩大贷款额、延长贷款期限，对农村种养大户、特色种养业予以重点扶持。增加对受灾地区扶贫贴息贷款投放，为灾民恢复生产和生活提供扶贫贴息贷款支持。

（七）对灾区实行住房信贷优惠政策。

积极支持灾区住房开发建设。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受灾地区政府组织的因灾损毁住宅区、住宅楼重建和修复项目优先给予贷款支持。对国家确定灾区的普通商品住宅、经济适用住房开发建设项目，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贷款条件方面给予优惠。

降低地震灾区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和首付款比例。灾区居民在灾后购置自住房的贷款利率下限由人民银行规定的现行水平（首套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85倍、二套为1.1倍）统一下调为贷款基准利率的0.6倍，商业银行可根据客户的还款能力等因素自主决定具体贷款利率水平；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下调为10%，具体首付比例由商业银行根据贷款风险管理原则自主确定。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各档次均优惠1个百分点。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放农民自建住房贷款，用于农民重建和修复因灾损毁住房。

三、加大对灾区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力度

（八）增加对灾区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

根据灾区恢复重建的实际需求，2008年安排增加灾区2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如有需要可再适当增加。加大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支农再贷款的调剂力度，每年再适当向灾区增加一部分支农再贷款额度，并相应拓宽其使用范围。自2008年5月1日起，这类再贷款利率可在现行优惠支农再贷款利率水平上再降1个百分点，以减轻灾区金融机构的财务负担。

（九）继续对灾区执行倾斜的准备金政策。

灾后重建期间，逢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对灾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暂不执行。对灾区资本充足率较低的法人金融机构停止执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政策。

（十）允许灾区金融机构提前支取特种存款，增加其信贷资金来源。

对已办理特种存款且支持灾后重建资金不足的灾区金融机构，可提前支取在人民银行的特种存款，并按其实际持有期限对应的特种存款利率计付利息。

四、发挥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功能，引导各类资金支持灾后重建工作

（十一）支持灾区机构通过债券市场募集灾后重建资金。

支持灾区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通过发行混合资本债券和次级债券用于补充资本金，发行普通金融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扩大灾后重建信贷资金来源，并为其提供债券融资的绿色通道。

鼓励符合条件的灾区企业和所筹资金重点用于灾区的企业通过债券市场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等债务融资工具，募集灾后重建与恢复生产所需资金。

鼓励金融创新，支持有稳定收益的交通、水务等基础设施项目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鼓励开展针对灾区重建发展的直接投资和集合理财、专项理财业务。

（十二）支持灾区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融资和灾区上市公司重建发展。

支持灾区企业通过股票市场融资。在符合法定条件下，优先安排灾区企业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公司再融资。优先审核拟将募集资金投向灾区恢复重建和生产灾区重建、安置急需物资的公司的融资申请。

支持灾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资产注入和整体上市，设立灾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专门审核小组。鼓励全国其他省（市）上市公司参与灾区重建，以“资产认购股份”等方式将灾区上市公司急需的恢复重建物资、设备等资产注入灾区上市公司。

支持适当减免灾区上市公司的上市年费等费用。加强对灾区企业的上市培育服务，推动符合条件企业的上市。

（十三）积极引导保险机构参与灾后重建。

积极鼓励和引导保险机构优先认购灾区优质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引导和协调保险资金优先投资灾区的交通、能源、环保、水务、市政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支持灾区基础设施重建工作。

发挥保险产品的功能作用。加大保险产品创新力度，积极支持为灾后重建提供工程、财产、货物运输、农业以及建设人员意外健康等各类保险，并给予费率优惠。针对受灾群众尤其是孤儿、残疾人、鳏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开发专门的年金保险、残疾收入保险、养老保险等产品。

（十四）鼓励、引导各类基金和民间资金支持灾后重建。

采取多种优惠措施，鼓励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社会捐赠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加大对灾区的资金投入。研究建立多方参与、多层次的巨灾保险体系，支持灾后重建和分担次生灾害损失风险。

五、加强灾区信用建设，保护合法权益

（十五）保护灾区客户的合法权益。

加快整理核实灾区金融机构客户基本信息。对于暂时无主客户债权，要另账保存，并依法确认和保护遇难者账户资金、金融资产所有权和继承权。各金融机构对民政部提供名单的遇难者财产要通过适当方式告知其亲属，为遇难者亲属办理遗产继承、财产代管、保险理赔等提供周到、便利、快捷的各项金融服务。保险公司要主动联系灾区保险客户，全面排查客户投保及损失情况。对于地震保险的赔付，原则上按照合同进行，并加快理赔进度，提高理赔效率。

（十六）加大对灾区金融机构风险的防范处置。

金融机构要切实做好受损资产的清理和管理工作，全面摸清信贷资产和自身固定资产的损失情况。积极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及企业对因灾形成的不良债务实施有效重组。对于符合现行核销规定的贷款，按照相关政策和程序及时核销。对于不符合现行核销规定条件、但企业和个人确有还款困难的贷款，根据实际损失情况和偿债能力，按照区别对待、平等协商的原则，做好债务重组安排，促进其尽快恢复生产和正常经营。

金融支持灾后重建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和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既要积极支持受灾地区恢复重建，又要强化金融风险管理意识，注重防止金融风险和道德风险。

（十七）依法维护金融债权，促进灾区信用体系建设。

依法加强监管，密切监测灾区金融市场运行，保持市场正常运行秩序。采取切实措施有效防止随意逃废银行债务行为，防范冒用他人名义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等证明文件非法侵占他人财产权益。做好灾区信贷统计、征信和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工作，为灾后恢复生产和重建提供有力保障。

本意见中的灾区范围是指由民政部认定的51个极重灾区县和重灾区县的行政区域，有关金融支持和服务措施暂定执行至2011年6月30日，另有明确要求的除外。

请人民银行灾区分支机构会同当地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派出机构加强组织协调，认真做好贯彻落实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〇〇八年八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