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现状与完善
张 建
内容摘要：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在民事诉讼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合理的审前准备程序有助于整理证据、固定争点和促进和解功能的发挥，是保证庭审顺利进行的前提，甚至关系到民事诉讼效率和公正目标的实现。我国目前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中存在着职权主义色彩浓重、相关证据制度欠缺等不足，有必要借鉴国外审前准备程序的成功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制环境及司法实践，建立以当事人为主体，以诉答程序、证据交换和审前会议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民事诉讼准备程序。
关键词：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重构
Abstract: Pretrial procedure i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procedure in the civil litigation, a reasonable one pretrial procedure contribute to evidence of putting in order, regular to fight for a bit and promote full play, conciliation of function before examining, guarantee the prerequisite that the court's trial carries on smoothly, even concern the realization of civil action efficiency and just goal. This text civil litigation pretrial procedure have functions and powers to be doctrine color dense, relevant evidence system person who deficient weak point set about analyzing before examining at present from our country, in use for reference western countries prepare success legislative experience of procedure and combine our country current legal environment and at the foundation that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actice before examining, is it is it rely mainly on party to set up to propose, in order to is it answer procedure , evidence exchange and meeting prepare the procedure for main modern civil litigation of content before examining to tell.
Keywords: Civil litigation; Pretrial procedure; Rebuilding
引 言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是指原告诉至人民法院后正式开庭审理之前，由法院、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的，为了使民事案件达到适合开庭审理的目的而设置的，让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之前确定争点和收集整理证据的诉讼程序。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功能，是相对于庭审程序而言的，二者共同构成了民事诉讼的普通一审程序，它是普通程序中开庭审理前的一个法定的必经阶段，是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尤其是庭审顺利进行的必备前提①。
合理的审前准备程序对于保障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具有显著作用，更有助于我国司法改革所追求的效率和公正目标的实现。在审前程序中以程序规范和强制措施保证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之间能够充分地相互交换证据和诉讼主张，获取更多的证据，确定争点和审判对象，从而一方面避免诉讼上的突然袭击，另一方面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法官中立；此外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可以获得自认证据、事实和诉讼主张，从而在庭审中不再用辩论裁决，仅仅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诉讼请求、证据和事实进行审理，进而有利于法庭集中和迅捷地审理，提高诉讼效率，减少或避免重复开庭和拖延诉讼。审前准备程序同时对于提高了解和把握案情的整个过程的效率性以及维护通过程序保障而获得的正当性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或冲突进行调整，使开庭审理不至于形式化。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往立法中关于审前准备程序的规定已显得过于陈旧，虽有一些证据方面的规定，但仍停止在司法解释的层面，且存在着较浓厚的法官职权色彩。来自于司法层面、现实层面的多方压力，尤其是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要积极与世界接轨，原来弊病重重的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和完善亦势在必行。本文正是借即将进行的民事诉讼法典修改的契机，对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中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在汲取西方有益经验和结合我国国情基础上，提出重新构建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构想。
一、我国的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的现状及其弊端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和民事审判工作由于受前苏联的影响，长期以来形成了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四步曲”的习惯做法，即法官受理案件并经阅卷后，依其取权全面收集证据，查清案情，形成解决方案，并积极给双方当事人做工作，以采取和解结案。冗长繁琐的庭前程序一度成为“暗箱操作”、先定后审的温床①。案件如何审理，如何裁判，法院已在开庭审理前确定，仅仅对经调解又没有奏效的情况下，为了下判决才走一遍“过场”，庭审根本不存在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法官也不是处于居中裁决的中立者地位，开庭缺乏实质内容而徒具形式，或者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开庭审理”，因此这种先定后审时“四步曲”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一）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随着1991年新民事诉讼法的颁布施行，新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至119条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审前准备工作给予了明确规定，在当事人起诉与法院受理后，法院与当事人都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主要包括：（1）向当事人送达有关的诉讼文书，具体包括，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起诉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如果被告提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及其副本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发送原告，被告人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2）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法院可以在案件受理通知书或应诉通知书中告知，也可以口头告知。（3）组成合议庭，并在组成后的三日内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4）合议庭人员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5）追加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②。从以上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审前准备工作的规定不难看出，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工作的主体是法官，目的主要是寻找案件争点便于法官行使审判职能，内容既包括程序性准备也包括实体性的准备，即除了进行程序上的一些活动外，还对各种诉讼材料进行详细、全面的实质性审查，这与现代西方国家所倡导的“形式性审前准备”的目的和内容相去甚远。而且这些准备活动没有当事人参加，使其形式上不具有公开性。因此，与以往的民事审判相比，仍无法摆脱法官先入为主的嫌疑，同时由于受以往司法实践中长期形成的审判方式的影响，大多数法官仍通过审前准备活动对案件形成了先验性认识，其必然导致开庭审理流于形式。故此种作法直接违背了程序的公正公开性和民主性要求。
为了实现“三个强化”，即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强化合议庭职责，防止法官在庭前进行事实审查，产生先定后审，造成庭审形式化，法院系统在司法实践中提出了推行“直接开庭”的方式，即大多数学者所讲的“一步到庭”，其具体操作是法院受理原告起诉后，向被告人发出应诉通知书，同时签发确定开庭日期的传票。法官不接触当事人，不接触证据，当事人之间也不知道对方所持有的证据，一切主张、证据都等开庭后在庭上出示、审查和判断，开庭后当事人和法官才了解案件的事实情况，当事人间的“秘密武器”才相互展示。这种“一步到庭”的方式改变了过去司法实践中长期形成的“四步曲”的习惯做法，有效地防止了法官因进行审前调查而先入为主，强化了庭审功能，对保持法官中立性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转换了我国公民和法官的诉讼观念，但是这种做法亦非常有害：首先，它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明确要求而不顾，直接损害了国家的法律权威①，同时也使在实践中本已处于虚设状态的审前程序，处于更加弱化的状态；其次，一步到庭的方式使开庭带有盲目性。法官事先不清楚双方争议的焦点，抓不住庭审的重点，难以驾驭好庭审，甚至可能会被当事人牵着鼻子走，常常会使庭审事倍功半，严重影响了诉讼效率；第三，容易产生诉讼突袭。由于庭前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证据，只有在庭审时才相互展示，从而往往会使富有诉讼技巧的一方获胜，双方无法保持平等对抗，从而导致有违程序公正；最后，我国目前法官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如不顾现实情况而推行“一步到庭”，势必会因法官素质的欠缺而导致诉讼拖延以及诉讼质量，甚至可能会影响裁判的正确做出。
（二）相关司法解释
1、根据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6月19日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规定了对于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的案件，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序上稀释了法官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色彩，促进了民事诉讼效率的提高，但该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开庭前应当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其中就要求法院审查有关的诉讼材料，了解双方当事人争点的焦点这一项。关于了解方式《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没有予以明确，同时第16条还规定，法庭调查结束前，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应当就法庭调查认定事实和当事人争议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可见，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些规定仍然是在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合一体制下的产物，先入为主的嫌疑仍不易消除①。
2、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在吸收司法界理论研究成果和借鉴西方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6日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较为详尽地规定了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等制度，初步构建了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内容，从司法解释上改变了“一步到庭”的做法，取得了一个较大的进步。
（1）关于被告强制答辩义务。根据《规定》第32条规定，被告答辩是义务，而不是权利，且被告必须在答辩状中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该规定使原告获得了与被告均等的辩驳信息，较《民事诉讼法》来说，在实现诉讼正义上有了明显的进步。
（2）关于举证时限。《规定》改变了以往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明确规定了在受理当事人起诉及通知被告应诉时，法院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由法院指定举证期间，当事人也可协商举证期限，但必须经过法院的认可。当事人应在举证期间内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否则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原则上不组织质证。这就真正地把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落实到了具体操作之中。对当事人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由法院确定新的举证期限。这一规定彻底杜绝了当事人在庭审中任意变更诉讼请求、突袭提供新证据带来的双方地位不对等，促使当事人将所掌握的证据及时充分的展示，同时便于庭前确定争点、固定证据。
（3）关于审前证据交换。《规定》初步解决了审前证据交换问题，并就哪些案件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证据交换，作了较明确的阐述。一是对简单的一类案件“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前交换证据”，二是对于复杂的案件，应作充分的审前准备。“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在证据交换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立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当事人在庭审中证据突袭，从而保证诉讼公正，同时还强调法官对证据交换的监督管理作用，有利于当事人滥用该程序，保证证据交换顺利进行，促进诉讼进程。
（4）关于法院调查收集证据。《规定》界定了涉及可能有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回避等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方面，依职权收集证据。摒弃了“四步曲”方式中完完全全的职权主义证据收集方式。对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收集证据的，法院必须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收集证据，也可以不允许当事人的申请。即使法院允诺当事人的申请，法院客观上收集不到证据，仍由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这就从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大大迈进了一步。
我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审前准备程序内容的规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其改革的不彻底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规定》中仍有浓重的职权主义色彩，如法官对案件证据的调查仍保留较大的空间，法官可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收集证据。在我国立法上未专门设置审前专职法官的情况下，这样的规定势必会使法官先入为主，不利于公正审理。此外，对举证时限的规定也只是一种相对限制，体现在对“新证据”的解释和规定时间上的规定上，这样仍然无法必避免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证据突袭，也会降低诉讼效率，扩大诉讼成本。还有一点就是，《规定》关于审前准备程序的有关内容的规定尚处于司法解释层面，有待提升至立法中去，在立法中予以肯定。
二、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重构
从以上对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发展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忽视到重视的发展历程，但目前我国的审前准备程序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功能缺陷，在立法上并未形成完整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充其量可称为审前准备活动，或者说是庭审活动的一个阶段，且不存在程序上的法律效力。这与国外结构完善、价值凸现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相比显得异常滞后。
从国外的趋势来看，为了保证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当今大多数国家都强调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的功能分离，既重视审理阶段又重视审前准备阶段，并充分发挥审前准备的特有功能。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已有95%以上的案件不需进入开庭审理阶段，①而在审前准备阶段即解决纠纷，这正是美国重视审前准备程序并发挥其功能所致。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审前准备程序加以重构，以使其汲取西方国家民事审前准备程序中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以促使审判改革中诉讼效率和公正的最终目标的实现。
（一）重构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理论基础
1、审前准备程序的价值取向应同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的目标相一致，即有助于公正与效率的实现。
首先，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应由当事人自主决定诉讼请求、争点范围以及所提出的证据的种类和数量等。②而法官仅主持审前程序，以促使其顺利进行，防止诉讼拖延，及时固定证据和争点，在当事人因某些原因举证不能时提供帮助。其次，双方当事人在审前准备阶段都应当有充分的和平等的机会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同时有权与对方当事人平等协商确定案件争点。此外，由于当事人本身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的差异，法官应行使释明权为当事人的平等提供保障。第三，为实现司法效率价值，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应当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法院的审判成本，使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满足更多人请求司法救济的需要。如美国的审前准备的进行一展开主要由当事人操纵，无论是诉答程序还是发现程序都是如此，前者是双方当事人之间为了明确争点而交付诉状和答辩状，后者是双方当事人在庭外向对方收集和提供与案情有关的信息和证据。当然，为了防止发现程序的滥用，提高诉讼效率，美国加强了法官对审前程序的管理。①
2、审前准备程度应当具有独立性。
必须正确处理审前准备程序与开庭审理的关系，将审前准备程序建立在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开庭审理的基础上，审前准备程序无论是相对于开庭而言，还是作为两阶段②诉讼过程中前一阶段的“准备程序”，其任务必须限定于“争点的形成和证据的收集整理”，以及其他必要的准备性诉讼行为，从而在内容上与“审查证据”和“开庭审理”或者“最终开庭早理阶段”区别开来③。强调审前准备程序的独立性不仅在于它的任务，同时也应凸显其功能。众所周知，民事诉讼的直接或间接目的在于解决私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在诉讼过程中，庭审阶段是解决纠纷的集中阶段，但不是唯一阶段。审前准备程序既有为庭审的功能，又有在一定条件解决纠纷的功能，而且其法律效果与开庭审理后裁判的法律后果相同。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指出民事诉讼的最终理想在于实现妥当、公正、迅速、廉价的纠纷解决④。故在审前程序中只要达到条件就应当努力实现民事诉讼的最终理想。
3、审前准备程序的重构应当在借鉴西方改革审前准备程序的有益经验的同时与我国现有国情结合起来。
构建任何诉讼程序都不是立法者的恣意，而必须基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国情做出理性选择，同样我国在借鉴外国审前准备程序来重构自己的审前准备程序时，应当明确外国审前准备程序本身所存在的不足和引发的不利后果，以及外国对这些不足如何矫正和对这些不利后果如何避免。此外，还要认真研究我国现状，如律师的数量和法律知识水平、法官的素养、当事人的法律意识以及整个的制度配置等等，只有认清我国的现状，才能有目的地去借鉴吸收并重构。
（二）对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构想
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现状中存在的不足，对于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重构：
1、建立以当事人为主导，审前专职准备法官为指导的审前准备程序。
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奉行“当事人主义”，由当事人自己提出主张和证据，相互交换证据，由当事人确定争点。同时由审前专职准备法官负责指挥和主持，并视情形对缺乏法律知识或诉讼经验的人行使释明权，以保障此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由于庭审法官与审前准备法官相分离，有效避免了先入为主的嫌疑，从而另一方当事人也不必顾虑由于审前准备法官行使释明权而影响庭审的公正性。此外，审前准备法官的介入，可以通过限期交换证据，召开协商会议明确争点，引导当事人和解等来防止当事人滥用审前准备程序而拖延诉讼以致影响诉讼效率。
2、完善诉答程序，建立答辩失权制度。
在此程序中，法院程序性地送达诉讼文书，告知当事人有关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不介入对案件事实的调查和证据收集，规定被告的强制性答辩义务，把答辩视为辩论权中最基本的权利。建立答辩失权制度，法院可将答辩的不作为视为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原告诉讼请求成立，被告败诉。当然，必须考虑到被告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不能在法定期间提出答辩状的例外情况，对此可当延长提出答辩状的时限①。这样一方面可以迫使当事人积极主动地参加审前程序，提高诉讼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提高诉讼效率。
3、完善证据交换制度，在立法中加以规定。
如前所述，2002年4月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已经初步地规定了证据交换制度，对于我国民事审判起到了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以及实现审判集中化，节省司法资源的作用，但此《规定》没有在立法中肯定，同时与国外相比，还不够健全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1）在证据交换中应恪守当事人自治原则、对等原则，进而由法院将双方交换过的证据固定下来，没有交换的证据将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试行)》的通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试行)》的通知
各银监局，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试行)》已经中国银监会第104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一年三月八日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表监管指引(试行)
银监发〔2011〕20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资产公司）及其附属法人机构的并表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参照《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试行）》、《企业会计准则》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经国务院批准已实施股份制改革的资产公司及其附属法人机构（以下简称集团）。附属法人机构是指由资产公司控制的境内外子公司以及按照本指引应纳入并表监管范围的其他机构。
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并表监管是指在单一法人监管的基础上，对集团的资本以及风险进行全面和持续的监管，识别、计量、监控和评估集团的总体风险状况。
第四条 银监会按照本指引对资产公司进行并表监管。
第五条 资产公司并表监管采用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
定性监管主要是针对集团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等因素进行审查和评价。
定量监管主要是针对集团的资本充足性和杠杆率管理，以及大额风险、流动性风险、重大内部交易等状况进行识别、计量、监测和分析，进而在并表的基础上对集团的风险状况进行量化的评价。
第六条 银监会通过与国家相关部门、境内外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建立的监管协调机制，协调监管政策和措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
第二章 并表监管范围
第七条 银监会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以控制为基础，兼顾风险相关性，确定资产公司的并表监管范围。
第八条 资产公司投资的法人机构,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纳入并表监管范围：
（一）资产公司直接或子公司拥有，或与其子公司共同拥有50%以上表决权的机构。
（二）资产公司拥有50%以下的表决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机构，应当纳入并表范围：
1．通过与其他投资者之间的协议，持有该机构50%以上的表决权；
2．根据章程或协议，有权决定该机构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3．有权任免该机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的多数成员；
4．在该机构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占多数表决权。
（三）在确定能否控制被投资机构时，应考虑集团持有的该机构当期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期可执行的认股权证等潜在表决权因素，确定是否符合上述并表标准。对于当期可以实现的潜在表决权，应当计入资产公司对被投资机构的表决权。
（四）其他有证据表明资产公司实际控制被投资机构的情况。
（五）银监会有权根据资产公司的股权结构变动、风险类别确定和调整并表监管范围。
第九条 当被投资机构不为资产公司所控制，但根据风险相关性，被投资机构的总体风险足以对资产公司的财务状况及风险水平造成重大影响，或其所产生的合规风险、声誉风险造成的危害和损失足以对资产公司的声誉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纳入并表监管的范围。
第十条 下列被投资机构可以不列入资产公司的并表监管范围：
（一）已关闭或已宣告破产的机构；
（二）因终止而进入清算程序的机构；
（三）决定在三年内出售的、资产公司的权益性资本在50%以上的被投资机构；
（四）受所在国外汇管制及其他突发事件影响、资金调度受到限制的境外附属机构；
（五）资产公司短期或阶段性持有的债转股企业。
资产公司应制定阶段性持有债转股企业的退出计划，并报银监会备案。对于超出计划退出期限仍未退出且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债转股企业应纳入并表范围。
第十一条 资产公司金融类子公司对非金融机构提供长期清偿担保的，该非金融机构应纳入并表范围；无清偿担保或清偿担保可无条件撤销的，由资产公司按审慎原则处理。
第十二条 资产公司应于每年第一季度末向银监会报告上一年度并表范围及并表管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本《指引》确定的合格资本、财务、风险及其他并表管理状况等。
第三章 并表监管内容
第一节 最低资本与杠杆率管理
第十三条 资产公司的最低资本管理是指集团拥有的合格资本不得低于银监会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
资产公司的杠杆率管理是为了确保集团拥有充足资本以缓冲资产损失而建立的基于法人分类的多指标、多口径的系统管理方法。
第十四条 资产公司资本的并表管理应充分考虑集团所处的商业化转型阶段，将定性管理和定量管理相结合。
定性管理主要是优化资本配置，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定量管理主要是最低资本管理和杠杆率管理。
第十五条 资产公司应当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和自身发展战略，优化金融及非金融业务布局，控制行业投资的范围和比重。
第十六条 资产公司应当在并表基础上计算集团拥有的合格资本，充分考虑资本的期限、损失吸收能力以及收益分配等因素对合格资本的影响。
第十七条 集团合格资本工具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部分。核心资本工具可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少数股权等；附属资本工具可包括重估储备（须经财政部批准）、一般准备、优先股、可转换债券、混合资本债券、长期次级债券等。
第十八条 资产公司应当明确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的项目构成，审慎确定有关资本项目在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中的比重，持续满足监管要求。
第十九条 资产公司应确认其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交叉持股和相互持有次级债等合格资本工具，以及对集团以外的资本投资等情况，并确保这些情况在计算集团资本充足水平时已得到审慎处理。处理方法包括并表轧差、资本扣减和风险加权等。
第二十条 集团的最低资本要求为资产公司以及资产公司按照持股比例计算的各子公司最低资本要求之和，减去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应扣减的金额。
第二十一条 资产公司不良资产（包括收购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以及债转股股权和抵债股权）运营的最低资本要求为以不良资产收购成本为基础计算的风险加权资产的8%。
资产公司附属商业银行、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的最低资本要求按照银监会监管规定执行。附属保险公司的最低资本要求按照保险监管机构最低资本监管规定执行。证券、期货公司按照证券监管机构净资本监管规定执行。
资产公司应当参照商业银行表外业务转换系数相关规定，审慎计算表外业务的最低资本要求。
第二十二条 资产公司应当确保自身及子公司同时满足单一资本充足要求。在充分评估子公司的超额资本数量及其可转换性的基础上，资产公司可以按照持股比例计入资本，计算资本充足水平。
第二十三条 资产公司应当审查自身及子公司是否通过发债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相互或对外投资，并对这种情况是否构成对集团稳健性的负面影响予以充分评估。
第二十四条 资产公司应制定多维度的杠杆率指标监测体系，包括净资产与总资产比率、核心资本净额与调整后的资产余额比率等。除计算集团合并杠杆率外，还应分别计算资产公司单一法人的杠杆率、金融类子公司合并口径的杠杆率、全部子公司合并口径的杠杆率。
第二十五条 资产公司在计算集团合并杠杆率时，应当将非金融类子公司纳入并表范围，但不包括证券、保险和信托等金融类子公司开展的经纪业务。在计算资产公司单一法人杠杆率时，应将资产公司对子公司的资本投资予以扣减，或依据审慎原则适当处理。
第二十六条 资产公司应当逐步建立超额资本池，以应对因不可预见因素导致的损失和缓冲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超额资本池中的资金存放形式应保持较高的流动性，包括可自由处置的现金、国债、未质押的可流通证券等。
第二十七条 资产公司应分别对资产公司单一法人、金融类子公司和非金融类子公司的资本充足水平、杠杆率和对外担保等情况进行分析，全面、审慎评估子公司的资本充足水平及变动对资产公司的影响。
第二十八条 对未达到最低资本要求的资产公司，应当制定具体的资本补充计划。
第二十九条 银监会根据集团资产质量与运营状况，经全面审慎评估，必要时可以要求集团持有超过其最低资本要求的资本，调整或制定差异化的杠杆率要求，限制集团的风险资产增速和对外资本投资，以确保集团的稳健性。
第二节 集团内部交易
第三十条 本指引所称集团内部交易是指集团内部交易方之间发生的包括资产、资金、服务等资源或义务转移的行为。不包括资产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对其有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实际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其他股东之间的交易。
集团内部交易范围包括：资产买卖和委托处置、投资、授信、融资（借贷、买卖公司债券、股东存款及提供担保等）以及代理交易等。
第三十一条 集团内部交易方包括资产公司、子公司以及资产公司可实际控制或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法人机构或组织（政策性债转股企业除外）。
第三十二条 集团内部交易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等相关规定，遵循诚信、公允、透明的原则。涉及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上市公司等，还应遵守相关监管规定。
第三十三条 集团在依法合规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正当、合理的内部交易在业务、资金、渠道网络、机构人员、信息、品牌等方面加强协同，整合资源，提高综合经营效益，实现集团的战略发展目标。
第三十四条 集团内部交易分为重大内部交易和一般内部交易。
重大内部交易是指数额较大以及可能对内部交易方经营与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内部交易。包括但不限于：
（一）与监管机构明确界定的重大关联交易对应的内部交易；
（二）与监管机构明确规定须报经审批的关联交易对应的内部交易；
一般内部交易是指除重大内部交易以外的其他内部交易。
第三十五条 资产公司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结合业务开展情况，制定集团内部交易管理制度，加强内部交易管理，规范内部交易行为，降低内部交易的复杂程度，确保内部交易合法、合规、合理，风险可控。内部交易管理制度应当报银监会备案。
第三十六条 资产公司应当明确内部交易审议（审查）决策机构和相应的管理职能。子公司可以根据业务开展情况或资产公司的授权，明确内部交易审议（审查）机构及其相应的管理职能。
第三十七条 资产公司内部交易审议（审查）机构应当对内部交易进行审慎管理，及时、全面地掌握内部交易的实施情况，有效防范和控制可能产生的不当利益输送和监管套利等行为。
第三十八条 资产公司应当制定科学、规范的内部交易审议（审查）决策程序，并严格按程序进行内部交易审议（审查）和决策。
重大内部交易实行审批或备案制度：
（一）监管机构明确界定的或明确规定须报经审批的重大关联交易对应的内部交易，有关交易方在履行内部审议（审查）和决策程序后，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报送审批，按照监管机构的审批意见实施。交易方不属于银监会监管范围的，资产公司应当报银监会备案。
（二）监管机构未明确规定须报经审批的重大关联交易对应的内部交易，由有关交易方履行内部审议（审查）和决策程序，资产公司按季度报银监会备案。
一般内部交易按照资产公司内部授权程序进行。
第三十九条 资产公司内部交易审议（审查）机构负责按规定确认内部交易方，查询、收集内部交易信息，评估重大内部交易的合法性和合规性等，并在履行审议（审查）程序后提交有关决策机构决策。
第四十条 资产公司应当依法依规对经内部交易审议（审查）机构审议（审查）通过的重大内部交易进行决策，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受到内部交易的侵害。
第四十一条 资产公司应当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加强对内部交易的监控和制约。
第四十二条 资产公司应当健全与完善内部交易的定价机制，确保内部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与合理性。
第四十三条 资产公司应当制定和完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内部交易的风险管控。
第四十四条 资产公司应当建立和实行内部交易表决权回避制度。内部交易决策机构和审议（审查）机构对内部交易进行表决时，在所涉及内部交易方同时担任职务的人员应当回避。
第四十五条 资产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内部交易风险隔离机制，在资金、业务、信息、人员等方面建立“防火墙”制度，防止通过内部交易不当转移利润和转嫁风险，减少利益冲突，避免风险过度集中，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四十六条 资产公司应当建立和实行内部交易综合考核与评价机制，完善协同经营的激励约束与分配协调机制。定期开展内部交易综合考核和评价，并将考评结果与激励约束和分配协调机制挂钩。
第四十七条 资产公司应当建立和实行内部交易信息报告制度，明确报告路径和程序，按规定报告内部交易的开展情况，并保证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资产公司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末向银监会报送上一年度集团内部交易开展情况的综合报告（包括重大内部交易和一般内部交易，其中一般内部交易可以合并报告）。
第四十八条 监管机构明确规定需披露信息的关联交易对应的集团内部交易，有关交易方应按规定公开披露内部交易的开展情况，并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第四十九条 资产公司当应建立和实行内部交易的内部审计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对内部交易实施情况进行内部审计。
第三节 大额风险暴露管理
第五十条 资产公司大额风险暴露是指集团并表后的资产组合对单个交易对手或一组有关联的交易对手、行业或地理区域、特定类别的产品等超过集团资本一定比例的风险集中暴露。银监会可以根据资产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应确定和调整资产公司大额风险暴露监管标准。
第五十一条 资产公司应当在并表基础上管理风险集中与大额风险暴露。
第五十二条 资产公司应当根据自身的资本和资产负债规模, 制定大额风险暴露的政策和流程，持续进行并表监测，通过相关报告制度，确保及时识别总体资产组合中的风险集中程度，评估集中度较高的资产对资产公司的影响，按照有关管理制度对风险集中度较高的资产采取相应措施。
第五十三条 资产公司应当有效识别集团层面上大额风险暴露最为集中的行业领域、地理区域等相关信息，结合行业或区域经济周期波动等因素，分析判断这些风险集中可能给集团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五十四条 资产公司应当监测自身及其子公司从事包含杠杆率、期权等具有信用放大效应的结构性融资产品的信用风险暴露，关注因不同风险因素之间相互关联而产生连锁效应的特定产品的信用风险暴露。
第五十五条 跨境经营的资产公司，应当逐步建立国家或地区风险评估体系，根据资产公司自身的规模和业务特点、业务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稳定性，制定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大额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细则。
第五十六条 资产公司应当定期审查大额风险暴露管理的充分性和有效性。审查考虑的因素包括：资本充足状况、大额风险承担与公司风险集中度管理政策是否一致、交易对手的业务性质以及资产公司的风险管控能力等。
第四节 流动性风险管理
第五十七条 资产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分为融资流动性风险和市场流动性风险。
融资流动性风险是指资产公司在不影响日常经营或财务状况的情况下，无法有效满足资金需求的风险。
市场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市场深度不足或市场动荡，资产公司无法以合理的市场价格出售资产以获得资金的风险。
第五十八条 资产公司应当加强对流动性风险的并表管理。对于跨境设立的分支机构，还应充分考虑资本管制、外汇管制以及金融市场发展差异程度等因素对流动性的影响，对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做出相应调整。资产公司与存在资金流动障碍的子公司之间不得进行流动性轧差处理。
第五十九条 资产公司应当关注子公司的流动性风险，制定向子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的预案，并报银监会备案。
第六十条 资产公司应当坚持审慎性原则，充分识别、有效计量、持续监测和控制流动性风险，确保其资产负债结构与流动性要求相匹配。资产公司应通过设立更加稳定、持久和结构化的融资渠道来提高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能力。
第六十一条 资产公司应当定期评估集团流动性管理政策的充分性和有效性，以及流动性应急预案的充分性和可操作性。关注并分析集团整体的资产负债状况、现金流状况等，特别是负债集中度、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对流动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四章 并表监管基础
第一节 公司治理
第六十二条 资产公司应当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健全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等为主体的公司治理架构，明确界定各治理主体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权限，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制度，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维护股东、债权人、公司自身和员工等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
第六十三条 资产公司应结合整体战略规划和对子公司的管理要求，按照“合规、精简、高效”的原则，不断优化投资结构，简化控股层级，并指导子公司建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资产公司的法人层级原则上应控制在三级以内，除个别特殊行业外，不得在二级子公司下设立法人机构。
第六十四条 资产公司应统筹结合自身发展定位及整体经营计划，加强业务整合和管理流程优化，完善内部授权制度和风险绩效综合评价制度，指导子公司开展各项业务。
第六十五条 在维护子公司独立法人经营自主权的前提下，资产公司依法承担对集团整体战略规划、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职责，对集团内部的人力资源、财务会计、品牌文化实施有效管理，加强内部业务协同和资源共享，建立全覆盖的风险管理和内部审计体系，提高整体运营效率和风险防控能力。
第六十六条 资产公司应当建立和完善以资本回报、风险控制和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综合考核指标体系，以综合考核指标为导向的内部资源配置机制和以综合考核结果为基础的激励约束机制，定期对自身和子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发展情况进行全面考核，确保稳健经营和合理资本回报。
第六十七条 资产公司建立薪酬制度、长期股权激励制度和企业年金制度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充分考虑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和行业薪酬水平以及本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等因素，制定合理可行的实施方案，依法履行规定程序后实施。
第二节 风险控制
第六十八条 资产公司应在并表基础上建立与其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覆盖集团各个层面、各业务领域和区域（境内外）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全面认识、分析和管理各类风险，确保集团风险管理与战略发展目标相一致。
第六十九条 资产公司应当在集团层面上建立全面、独立、专业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明确有关各方的风险管理职责，逐步建立和完善自上而下的风险政策执行、监督评价机制和自下而上的风险报告制度，不断完善垂直化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第七十条 资产公司董事会对全面风险管理承担最终责任，并向股东大会负责，董事会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根据董事会授权履行相应职责。高级管理层负责全面风险管理的日常工作并向董事会负责。监事会对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在全面风险管理中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
第七十一条 资产公司应当根据有关监管规定，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和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制定风险管理政策、制度和流程，并根据集团发展、技术更新及市场变化等因素，及时修订和完善。
第七十二条 资产公司应当多层次、多维度地识别经营过程中的各类风险，分析风险的成因、组成要素和相关条件。风险识别应综合考虑内部和外部因素，并选择与其自身业务特点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分析技术和方法。
第七十三条 资产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风险分类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战略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根据已识别风险可能给集团造成的影响和损失，确定该风险对实现集团经营目标的影响程度，形成风险管理的依据。
资产公司可采用问卷调查、集体讨论、专家咨询、情景分析和管理层访谈等定性方法对各类风险的成因、特征及后果进行风险评估。具备条件的资产公司可逐步引入统计分析、内部评级法、敏感性分析等定量方法对风险进行量化分析，并随着风险数据的积累和计量水平的提高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
第七十四条 资产公司应根据自身发展战略和条件，结合风险评估和计量结果明确风险管理的重点，并选择合适的风险管理工具，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方案。风险应对方案应包括解决该风险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涉及的管理业务流程，需要的条件和资源，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及风险管理工具等内容。
第七十五条 资产公司应当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建立支持全面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体系，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全流程风险控制措施。内部控制制度和全流程风险控制措施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有效的内部授权制度；
（二）业务与风险管理审批制度；
（三）风险监测和风险管理报告制度；
（四）重大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理制度；
（五）风险管理责任制度；
（六）内部审计监督制度；
（七）风险管理考核评价制度；
（八）重要岗位的权力制衡制度；
（九）防火墙和风险隔离制度。
第七十六条 资产公司应当定期对全面风险管理的健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监督检查，分析、评价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设计和执行结果，发现薄弱环节，不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持续有效实施。
第七十七条 资产公司当应逐步建立与全面风险管理相适应、涵盖风险管理基本流程和内部控制系统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包括风险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报告、披露等。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应准确、及时、持续地支持集团风险的识别、监测、预警、管控和报告等工作。
第七十八条 资产公司应当在集团范围内强化风险管理文化建设。董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培育统一风险管理文化中发挥表率作用，并通过持续开展风险教育与培训，增强全体员工的风险管理意识，努力将风险管理意识转化为全体员工的共同认识和自觉行动，促进公司形成系统、规范、高效的全面风险管理机制。
第七十九条 资产公司应当每半年向银监会报告集团的风险管理情况，并按规定报送相关信息资料。针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资产公司应当制定相应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并报银监会备案。
第三节 信息系统管理
第八十条 资产公司应制定与其经营战略相适应的信息化建设规划，并结合实际情况，在集团范围内逐步做到“统一规划、统一标准、集中建设、集中管理”。
第八十一条 资产公司信息化建设规划应从业务和管理需求出发，保持适度的前瞻性，并确保信息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扩展性。信息化建设规划应在集团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统筹资源，避免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
第八十二条 资产公司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要求，集中建设符合专业技术标准的数据中心、灾备中心、开发测试中心和业务后援中心，建立健全各项管理措施和应急机制，保障业务持续、安全、稳定运行。
第八十三条 资产公司应结合实际，制定合理的系统架构以及技术和数据标准，加强对软件生命周期、信息科技产品采购和服务外包的科学管理，保障开发质量，降低运营成本，防范道德风险，提高服务满意度。
第八十四条 资产公司应将主要业务流程、关键控制点和业务处理规则嵌入系统程序，使内部控制流程与信息系统有机结合，实现对业务流程和主要风险点的自动化控制，减少或消除人为操纵因素。
第八十五条 资产公司应按照监管指引要求，积极采取措施，力争实现集团内部管控信息和非现场并表监管信息的自动化采集处理，优化系统辅助分析和预警功能。
第八十六条 资产公司应统筹规划、突出重点，研究制定和完善集团信息安全标准规范和信息安全制度体系，落实信息安全管理职责，完善信息安全管理机制，建立健全信息安全检查机制，依据已确立的技术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内部制度与相关技术标准，定期开展信息安全检查，确保信息安全。
第八十七条 资产公司应当按照不同密级设置信息系统用户访问权限，加强日志审计和系统监测，严格控制后台操作和非授权访问。认真执行数据加密和备份策略，确保核心数据存放安全和有效恢复。
第八十八条 资产公司应逐步健全信息科技治理结构，设立集团层面的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负责审批集团的信息战略规划方案、信息化投资预算与计划，以及审批与协调重大信息科技项目、监督信息系统整体运行情况等。
资产公司应当明确集团信息科技管理部门，统一负责集团信息系统的规划、信息科技资源的协调与共享、信息科技制度体系建设、信息化需求管理等。
第四节 战略与声誉风险管理
第八十九条 资产公司应当明确战略管理职能部门，负责集团的战略制定和评估工作，在科学制定战略发展规划的基础上，配合董事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定期开展对战略规划执行情况的评估。
第九十条 集团战略决策应反映外部环境、行业、经济、技术、市场竞争、监管等方面的变化。在进行战略投资、重大项目等决策时，应关注集团管理资源和能力、资本与资金来源、人员和信息系统以及沟通渠道等能否有效支持业务发展战略。
第九十一条 资产公司应建立完整的集团战略发展评估体系。集团设定的战略目标应科学、合理，并与公司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责任、业务方向和风险容忍度保持一致。
第九十二条 资产公司应关注自身及其子公司所产生的风险和损失对集团的声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制定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管理声誉风险。
第五节 信息披露管理
第九十三条 资产公司应当建立和完善并表信息披露制度，规范披露程序，明确内部管理职责，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要求对外披露信息。
第九十四条 资产公司对外披露并表信息应当遵循真实性、及时性、完整性、一致性原则，对信息披露中的虚假和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九十五条 资产公司披露的并表信息内容应主要包括：公司的基本信息、资本信息、风险管理信息等。资产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主增加披露其他相关信息。
资产公司对外披露信息应当严格执行国家保密相关规定。
第九十六条 资产公司对外披露并表信息应指定专门机构管理、专人负责，主要通过公司网站和指定媒体进行。
资产公司应完善公司信息系统及网站建设，确保并表信息披露渠道通畅。
第五章 并表监管方式
第一节 非现场监管
第九十七条 银监会对资产公司的并表监管重点关注整体情况及单一法人数据与资产公司并表数据的差异，资产公司与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之间的交易，金融类子公司和非金融类子公司对集团财务状况和风险状况的重大影响等方面内容，定期对资产公司进行全面风险评价。
第九十八条 银监会通过制定资产公司非现场监管报表指标体系，开展非现场监测与分析，全面掌握集团总体架构、股权结构及其变化、经营情况等。对于在非现场监管中发现的资产公司监管指标异常变动等情况，可以采取风险提示、约见高级管理人员、现场走访、要求整改等措施，并密切监督其整改的进展。
第九十九条 对资产公司违反风险管理、最低资本要求、杠杆率、大额风险暴露、流动性、内部交易、信息披露等审慎监管标准的行为，银监会可以要求资产公司立即采取措施补救并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第一百条 银监会根据并表监管情况，可以组织资产公司和外部审计机构参加并表三方会谈，讨论监管和外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加强对并表监管关注事项的交流和沟通。
第二节 现场检查
第一百零一条 银监会现场检查的对象为资产公司，必要时可协调相关监管机构，由相关监管机构对资产公司下属的证券、期货、基金、保险等子公司进行检查。经相关监管机构同意，银监会可以通过与相关监管机构成立联合检查组等方式，对资产公司下属的证券、期货、基金、保险等子公司实施现场检查。
第一百零二条 银监会可以根据非现场并表监管情况，以及资产公司的风险状况、规模、组织架构及业务复杂程度，合理安排和制定并表现场检查计划。
第一百零三条 银监会根据现场检查计划确定的检查内容和重点进行现场检查，检查结束后向资产公司出具《现场检查意见书》或《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资产公司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第一百零四条 银监会可以在《现场检查意见书》或《行政处罚决定书》印发后对资产公司的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或实施后续检查，关注和评估资产公司的风险及其管控情况的变化。
第三节 监管协调与信息共享
第一百零五条 银监会通过与境外其他监管机构加强协调合作及信息共享，确保资产公司的境外机构得到充分、有效的监管。
第一百零六条 银监会通过与国家相关部门及境内其他监管机构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在监管内容、信息报送、审批政策和具体监管措施等方面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全面掌握资产公司及其各金融类子公司的风险水平与风险管理状况，对重大紧急问题进行磋商，协调现场检查的范围和方式等。对监管中发现的资产公司金融类子公司存在的重大风险以及涉嫌违法违规的问题，由银监会按照监管职责分工移送相关监管机构处理。
第一百零七条 银监会推动建立电子信息平台，加强与国家相关部门及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信息共享。
第一百零八条 银监会可以通过签订双边监管备忘录等形式与境外监管机构开展监管合作，对资产公司跨境业务的监管和协调做出安排。
第六章 附则
第一百零九条 未经国务院批准实施股份制改革的资产公司的并表监管参照本指引执行。
第一百一十条 本指引由银监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一百一十一条 本指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