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文化交流计划
中国政府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文化交流计划
（签订日期１９８７年１月１７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下称双方）为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和体育往来，促进相互了解和丰富作为加深两国人民间友谊和谅解的重要手段的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世界进步，社会主义与和平事业的胜利，特签订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文化交流计划。
一、文化、艺术
第一条 双方互派下列艺术团组：
一九八七年
（１）中方派出五十人以下的京剧团访捷两周；
（２）捷方派出三十人的帕费尔·什莫克布拉格室内芭蕾舞团访华两周；
一九八八年
（３）中方派出十五人的民族乐团访捷二周；
（４）捷方派出四十五人的艺术团访华二周。
第二条 双方互派展览：
一九八七年
（１）中方在捷举办“现代油画展览”，展期一个月。随展人员二人，为期二周；
（２）捷方在华举办“捷克和斯洛伐克版画展览”，展期三十天。随展人员二人，为期二周；
一九八八年
（３）中方在捷举办“中国国画传统艺术展览”，展期一个月。随展人员二人，为期二周；
（４）捷方在华举办“捷克和斯洛伐克舞台艺术展览”展期三十天。随展人员二人，为期二周。
第三条 中方派展览参加一九八七年度布拉格舞台艺术展览，随展人员二人，为期二至三周。
第四条 双方于一九八七年派六人的群众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团互访二周。
第五条 双方于一九八七年互派四人的文化部工作者代表团，了解对方文化艺术情况，为期十天。
第六条 双方于一九八八年派博物馆、画廊、文物保护专家四人互访二周。
第七条 中方于一九八七年派三名公共图书馆工作者代表团访捷二周；
捷方于一九八八年派三名公共图书馆工作者代表团访华二周。
第八条 双方支持下列机构直接交换资料：
中国北京图书馆——布拉格捷克国家图书馆。
中国北京图书馆——马尔丁市斯洛伐克马基采图书馆。
北京市群众艺术馆——布拉格文化教育馆。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布拉迪斯拉发文化馆。
北京故宫博物馆——布拉格民族画廊。
北京故宫博物馆——斯洛伐克民族画廊。
第九条 双方按对等原则应邀派观察员参加对方国内的艺术活动：
中方于一九八七年派三人赴捷观摩布拉格之春；
中方派观察员参加布拉迪斯拉发音乐节活动。
捷方于一九八七年派二名代表观摩中国第二届全国杂技比赛；
捷方于一九八七年派二人赴华观摩中国艺术节。
第十条 双方支持和促进两国演出公司在商业性演出方面进行合作。
第十一条 中方将于一九八八年派出五人的政府文化代表团访捷，商签新的文化交流计划，为期七天。
第十二条 双方互派三人的音乐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二周，考察对方国家音乐生活情况。
第十三条 捷方于一九八七年派三名舞蹈家访华，考察二周。
中方于一九八八年派三名舞蹈家访捷，考察二周。
第十四条 双方互派四名戏剧艺术专家访问十四天。
二、出版
第十五条 双方支持两国出版机构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交换图书目录和资料，推荐适合于在对方国家出版的优秀作品。
第十六条 双方出版机构积极筹备举办两国书展，促进图书交流。
第十七条 两国出版机构互派下列团组：
（１）双方互派出版、印刷专家三至四人访问，为期二周；
（２）双方互派版权专家二人访问，为期二周；
（３）双方互派三至四名翻译工作者或专业人员访问，了解翻译和出版的可能性，为期二周。
三、创作协会
第十八条 双方支持与促进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同捷克斯洛伐克戏剧家协会之间的直接合作。
这一合作的目的是加强两国戏剧艺术家、电影艺术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进行创作交流。
这一合作的条件将通过直接协议予以确定。
第十九条 双方支持中国作家协会同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之间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
第二十条 双方支持与促进中国音乐家协会同捷克斯洛伐克作曲家协会之间在直接协定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第二十一条 双方互派三至四人的戏剧合作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为期二周。
第二十二条 双方互派三至四人的电影创作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为期二周。
第二十三条 双方互派四人作家代表团访问二周。
第二十四条 双方互派四人音乐家代表团访问二周。
第二十五条 双方于一九八八年互派四名造型艺术专家访问二周。
四、教育
第二十六条 双方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日在北京签定的《关于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教育合作备忘录》。
备忘录的内容如下：
第二十七条
（１）在本计划执行期间，双方互派教育代表团，交流经验，评价合作情况并准备新的合作执行计划。
（２）在本计划执行期间，双方互派高等院校工作人员代表团，交流经验。
（３）在本计划执行期间互派的代表团不超过三个，人数共十人，时间各为十天。
第二十八条
（１）每年中方派出、捷方接受最多六名大学生到大学本科学习；
根据需要，中方亦可派出、捷方接受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捷克语班学习的全班学生和一名教师到捷克斯洛伐克学习捷语，期限一年。
（２）在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捷方派出，中方接受学汉语大学生四人，汉语教师一人，学习期限十二个月。
（３）双方每年最多互派六名进修人员，每人进修期限一般为十二个月。必要时，十二个月的期限，亦可由两名进修人员占用。如需延长进修期限，则应占用下一年度的名额。
（４）经双方协商，可增加大学生、进修人员的名额，亦可增派研究生。
第二十九条
（１）双方根据对方要求互派一至二名语言、文学专家到对方高等学校任教。每名专家的工作期限为两年，因发生特殊情况（健康原因或个人其他原因）必须提前结束工作者除外。
（２）在必要时，双方可协商增派语言、文学或历史专家到对方任教。
第三十条 双方鼓励和支持两国高等院校间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
首先建议下列高等院校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
北京大学——查理大学
北京外国语学院——查理大学
高等学校间直接合作的协议，应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批准。
第三十一条 双方将促进在中国的大学开展对斯洛伐克学人才的培养。
第三十二条 双方鼓励两国有关机构互换学术书刊，教材和有关学校教育工作经验的资料。
第三十三条 双方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教授和高级科研人员应邀到对方高等学校进行短期讲学和科研活动。有关具体事宜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五、电影、电视、新闻、广播
第三十四条 双方支持两国电影机构建立直接合作关系和进行非商业性和商业性的影片交换。
第三十五条 双方在本计划有效期内举办对方的电影日，并组成二至三人的代表团参加，为期二周。
第三十六条 双方在本计划有效期内互派三至五人的新闻电影摄制组到对方国内拍片。
第三十七条 双方于一九八八年互派四至五人的电影代表团进行考察，为期十四天。
第三十八条 根据对方要求，双方广播机构交换反映对方国家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历史方面的节目录音带和文字材料。
第三十九条 根据需求进行音乐领域的合作。中国广播电台和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定期相互提供各种类型的音乐节目，包括重要的音乐节和音乐比赛的录音带。
第四十条 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交流广播工作人员。具体事宜通过外交途径另行商定。
第四十一条 双方电视台根据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电视台电视合作协定》进行合作交流。
第四十二条 两国通讯社根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在布拉格签订的合作条约继续进行合作。
第四十三条 双方根据一九八六年六月签订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捷克斯洛伐克记者协会合作议定书》安排两国记协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六、科学
第四十四条 双方支持与促进中国科学院和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之间签订科学合作协定。
双方将支持两国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人员建立联系。人员交流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七、档案
第四十五条 双方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和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档案局、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档案局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本国现行规章制度范围内通过交换科学情报、专业档案出版物、杂志、微缩胶卷和档案文献影印件进行合作。
八、体育
第四十六条 双方根据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四日在布拉格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体育协会关于体育运动合作协定和其年度议定书进行体育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九、卫生
第四十七条 双方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和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之间于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签订的《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年度卫生医学科学合作计划》，并根据这一合作计划在两国卫生机构之间进行合作与交流。
十、其他
第四十八条 双方互派四名自然保护和动物园专家访问两周。
第四十九条 双方支持中国唱片总公司和捷克斯洛伐克苏普拉风唱片公司于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在北京签订的意向书，并在此基础上安排两机构的合作与交流。
十一、通则
第五十条 双方对代表团、组人员的一般规定：
（１）派遣方应将所派人员的姓名、职务、外语条件和访问要求至迟在派出前三个月通知接待方；
（２）接待方在接到上述通知后要在三十天内就所推荐人员向派遣方作出答复；
（３）派遣方在得到同意接待的通知后，至迟在被派人员抵达前十天将确切抵达日期、地点和所乘交通工具通知接待方。
第五十一条 对互办展览的一些规定：
（１）派遣方至迟在展览开幕前四个月向接受方提供筹备展览所必需的资料（展出方案、说明材料、展品清单、展出面积、编写展品目录的材料、宣传资料等）。
（２）送出方至迟在展览开幕前十至十四天向接受方提供展品。
（３）接受方保证展品的安全并提供必要的保护。展品丢损、破损或毁坏时，接受方必须向送出方提供有关损失的全部资料，并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予以协助。提供破损情况资料所需的一切费用由接受方负担。
（４）未经送出方同意，接受方不得修复破损的展品。
第五十二条 对实施教育合作备忘录的一般规定：
（１）留学人员在抵达接受国前，应掌握接受国语言，对于语言水平不足者（学语言者除外），由接受方提供补习语言的条件。
（２）派遣方至迟应在每年五月一日前，将大学生和进修人员的名单及有关材料送交接受方。接受方至迟应在每年七月一日前将录取结果及学习地点通知派遣方。
（３）聘请方至迟应在每年四月一日前将拟聘专家的专业、职称等要求通知派遣方。派遣方根据聘请方的要求选拔专家并至迟在每年六月一日前将有关材料送交聘请方。
第五十三条 本计划不排除实施双方经外交途径达成的其它交流项目的可能性。签约的任何一方提出有关修改本计划的建议，将通过外交途径协商。
十二、财务规定
第五十四条 互派代表团组、人员的费用规定：
（１）派遣方负担其派出人员到达接受方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和行李超重费；
（２）捷方负担来访人员住宿、配备翻译、访问日程范围内的国内交通和文娱活动费用，急病时提供必要的免费医疗，每人每天１３５克郎的生活费；
（３）中方负担来访人员的食宿、配备翻译、访问日程范围内的国内交通和文娱活动费用，急病时提供必要的免费医疗，并根据本国国内规定提供零用费。
第五十五条 互派艺术团体的费用规定：
（１）派遣方负担艺术团组成员到达接受方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及道具、服装和乐器的运输费；
（２）捷方负担来访团组人员住宿、访问日程范围内的国内交通、演出时的饮料、保证演出的组织、技术和宣传费用，急病时提供必要的免费医疗，每人每天１３５克郎的生活费及配备翻译费用；
（３）中方负担来访艺术团组成员食宿、访问日程范围内的国内交通、演出时的饮料，保证演出的组织、技术和宣传费用，急病时提供必要的免费医疗，配备翻译和根据本国国内规定提供零用费。
第五十六条 互办展览费用规定：
（１）送展方负担展品运至接受方首都的往返费用以及展品整个发送时期的保险费；
（２）接受方负担展品的国内运输以及与展出有关的组织、技术和宣传费用。
随展人员的待遇按本计划第五十四条办理。
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之间互派人员费用问题，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互派访问人员和代表团
（１）派遣方负担到达对方国家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和行李超重费。
（２）捷方负担中方人员的住宿费、译员费、与访问日程有关的国内交通费和文化活动入场券费，在突然患病时，提供必要的免费医疗，并发给每人每天１３５克郎的生活费。
（３）中方负担捷方人员的食宿费、译员费、与访问日程有关的国内交通费和文化活动入场券费，在突然患病时提供必要的免费医疗，并根据国内制度发给零用费。
（二）大学生
（１）派遣方负担大学生至接受国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和行李超重费，负担其留学期间的助学金（中方为生活费）。
（２）接受方负担大学生由首都到学习地点的往返路费，包括按照规定应付的行李费，免收学费，保证其学习。在突然患病时提供必要的免费医疗和药品；安排大学生自费在高等学校住宿和用餐。
（三）进修人员、研究生和教师
（１）派出方负担到达接受国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和行李超重费，负担其进修期间的助学金（中方为生活费）。
（２）接受方负担其从首都到进修地点的往返路费，根据本国的规定提供相应等级的火车票，包括按照本国规定应付的行李费；免收学费，保证其学习。在突然患病时，提供免费医疗和药品，并为他们安排自费食宿。
（四）两国高等学校间直接合作范围内的人员交流，其财务问题在建立合作关系的具体协议中规定。
（五）互派专家
（１）接受方根据对方派遣专家的专业水平、职称和实际工作能力，按各自的规定，付给每年十二个月（包括休假在内）或工作最后一年相应月份的工资。
（２）接受方保证提供设备相当的住房，负担其宿费、暖气、水、电、煤气费。
（３）接受方保证专家及其家属享受同其他外国专家一样的膳食条件。
（４）接受方负担专家及其家属从首都到工作地点的往返旅费及按各自的规定应付的行李费。
（５）接受方向专家及其家属提供在突然患病和发生事故时的免费医疗（慢性病和镶牙除外），包括免费提供药品。
（６）派遣方负担专家及其家属到达对方首都的往返国际旅费及行李超重费。
十三、最后规定
本计划有效期自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起至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计划于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用中文和捷克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高占祥 赫 本
（签字） （签字）
简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之适用
2000年12月18日 14:29 樊崇义
内容提要
修正后的刑诉法增设了“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规定，这一规定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关于疑罪从无的内容，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证据不足主要表现在：据以定案的证据不实，构成犯罪的要件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等。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属于无罪判决的一种，应坚持其既判力。对其变更只能按照生效裁判的再审程序，依法进行。
关键词 无罪判决 证据 效力 变更
＊ ＊ ＊
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原刑诉法第120条进行了重大修改，增设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规定标志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因为它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关于疑罪从无的处罚方法。但是，立法作出规定以后，在诉讼理论上关于这种判决的归属和性质，在诉讼实务上关于这种判决的适用，特别是什么叫做证据不足？适用的标准是什么？还有对这种判决的变更程序，即判决后又发现了新的事实、新的证据，从证据不足到证据充分，作何处理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试作探讨和研究。
一、历史性的进步必须肯定
修改后的刑诉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刑诉法第162条第（三）项关于“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规定，有国内外均有议论。一些人认为这种判决归属不明。即作为法院的判决，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所谓“证明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界限不清，似是而非，甚至认为这仍是一种存疑判决。我们认为，根据我国诉讼历史的发展，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疑罪从有、从轻、从挂，到疑罪从无，作出无罪判决，按无罪对待，这一个发展的过程，不能不说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对于证据不足的刑事案件如何下判的问题，在我国的诉讼历史上既有教训也有经验。早在我国古代的《唐律疏议》中，就有所谓“疑罪”之说，即“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等”。在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封建统治者采用“疑罪从有”的处理原则。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也走过一段弯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才冲破了这一禁锢的领域。198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一审判决宣告无罪的公诉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因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多次退查后，检察院仍未查清犯罪事实，法院自己调查也无法查证清楚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可直接宣告无罪。”这一重要批复，其实质就是吸收了无罪推定关于“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的规定，进一步把这一重要批复规范化、法律化，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加以肯定，这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刑事诉讼处理疑案的法律标准，为司法工作处理疑案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这一历史性的进步必须充分肯定。
二、关于证据不足的适用标准
关于证据不足的适用标准，涉及到刑事诉讼的案件证明标准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证据理论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有二，一是案件事实、情节清楚；二是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显然，我国对刑事案件判决的证明标准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案件事实清楚，是指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和结果明确无误。所谓案件事实，在罗马法上称之谓“七何要素”，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方（法）、何因、何果”等七个要素或情节构成。案件事实清楚就是构成案件事实的“七何要素”必须明确无误。按照现代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理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在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等四个要件达到明确无误。“七何要素”也好，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也好，指的都是案件事实（或曰犯罪事实）的构成。但是，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客观真实，是否明确无误，必须依靠证据来确认。即事关定罪处刑每一项事实、情节，或每一构成要件，都必须有证据加以证明。立法对证据的要求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
证据确实、充分是对据以定案的根据，即证据的质和量的要求，“确实”是对全案证据质的要求，“充分”是对全案证据量的要求。质与量的辩证统一，构成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但是，在审判实践中，究竟何谓证据确实？什么叫证据充分？则是办案人员难以掌握和运用的一个难题，也是人们长期认识不一，说法种种的一个热点，更是我们认定“证据不足”的关键所在。根据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与实践，关于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认定标准概括如下：
(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即均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
(2)案件事实、情节都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
(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
(4)全案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上述第(1)点是证据确实的要求，第(2)、(3)、(4)共同构成证据充分的要求，欠缺其中任何一点都不能认为证据已经确实、充分。[1]
据此，我们认为证据不足是指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未达到上述四项标准。在审判实务中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据以定案的某个或某些证据不真实不可靠。即不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尚未达到确实可靠的标准。这是确保案件质量的基础，也可称之谓基本标准。因为它会导致一错百错的严重后果。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据据以定案的每一个证据是否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作为检验案件质量的基本标准，是有其深刻道理的。
第二，作为犯罪构成的某个要件或几个要件的案件事实没有必要的证据加以证明。例如犯罪主体要件的证据不足，“立法者一般是从年龄和病理两个方面来界定犯罪的能力的有无”，[2]即“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成为犯罪主体成立的两个法定要件，”[3]即使法人犯罪，“作为犯罪主体实施的犯罪是法人这个有机整体的犯罪，但是，法人是由自然人组成的。当自然人作为法人的成员负担刑事责任时，当然也必须具备责任年龄和责任能力这两个法定要件”。[4]由此就不难看出，关于犯罪主体要件的证据不足，主要是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缺少必要的证据。详言之，没有出具身份证，没有查证行为人的出生证，证明其犯罪时的年龄已经达到法定的责任年龄；关于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没有科学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或其他证据证明其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精神错乱症、痴呆症、病理性醉酒等，均可视为证据不足。再如关于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的证明，作为犯罪的客观方面，应包括行为和行为的方式、对象、结果，以及行为赖以存在的时空条件。按照刑法的传统理论讲，作为客观方面要件，就是案件事实之中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过程和结果，所有这些环节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缺少任何一个环节所必需的证据，均可视为证据不足。总之，作为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是案件事实的基本内容，或曰基本事实，每一个要件必须具备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就是基本证据不具备，就是证据不足。
第三，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或曰全案证据）必须是排除了矛盾，表现出同向性，对案件事实得出的结论必须具备排它性。所谓排除矛盾，是指本案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每一个证据的前后之间，排除了疑点和矛盾；所谓同向性，是指全案证据经过综合、排列表现为同一个方向，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要么作为，要么不作为；所谓排它性，是指全案证据的证明结果，得出了唯一的结论，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如果本案的证据在判决前，存有疑点，矛盾没排除，既有肯定有罪的证据，又有否定有罪的证据，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就形成一个疑案，疑案的存在就是证据不足的表现。
认定证据不足的方法可概括为三点，一是个别判断，逐个审查。即要对案件的每一个证据的证据力和证明力加以确定，紧紧抓住判断每一个证据的标准，也就是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这项标准，加以权衡，不符合标准的应视为证据不足；二是运用比较、鉴别、分析的方法，进行综合判断，排除矛盾，凡是矛盾没有得到排除，即可视为证据不足；三是实物检验的方法，又称实物验证法则。按照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案件中所有的言词证据，都要有实物证据验证，作到言之有物，即使没有收集到实物证据，也要把各种言词证据中所涉及到的人、财、物的来源和去向加以说明。如是否确有此人？以及案件所涉及的钱、财、物有无可靠的来源和下落等等，不能只靠言词证据定罪处刑，有供无证，只有证言，只有被害人的陈述，没有实物证据验证，或曰没有必要的证据说明各种实物的来源和去向，均可视为证据不足。当然，由于刑事案件的复杂性，犯罪分子作案不留现场，案中实物消毁或者挥霍已尽，往往没有实物证据可查。针对这种情况，仍要贯彻实物验证法则，没有直接的实物可证，可以收集相应的间接证据（或曰情况证据），说明确有此人，确有此事，确有此款，确有此物等等，总之，不能只靠口供或几个言词证据定案。我们认为，一个案件只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不能定罪处刑，只有被害人的陈述也不能下判，只有一个或几个证人证言证明，都属于没有达到证明的标准，均可叫做证据不足。
三、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效力和变更
关于“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归属和效力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公布以后，国内外学者的看法和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学者提出，作为法院的判决要么有罪，要么无罪，刑事判决只能划分为有罪和无罪两种。基于这一理论，他们认为不应有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甚至说这种规定的实质，仍是介于有罪与无罪之间的存疑等；有的学者还建议，既作为无罪判决，其法律性质和效力应该与刑诉法第162条第（二）项的规定等同，没有必要作为第（三）项单列出来。我们认为我国刑诉法第162条第（三）项关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规定，其法律性质与归属，乃至法律效力，在行文中已经明确，它就是无罪判决，根据这一判决应对被告宣告无罪，如果在押应立即释放，不应该再把它理解为“存疑判决”或相对于有罪和无罪之间的“第三种判决”。因为就立法者的本意而言，我国刑诉法的修改过程中，在基本原则部分增设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增设这一诉讼原则时，就注意到必须吸收“疑罪从无”这一合理因素。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的规定，就是这一合理因素和诉讼原则的具体运用，就是针对长期以来一些地方适用“存疑判决”或者久押不判、悬而不决这种挂起来的作法而作出的立法禁止。“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西方无罪推定的精神，明确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这比原刑事诉讼法对此回避规定，导致不少疑案久拖不决，犯罪嫌疑人长押不放，在人权保护上无疑是一大进步。”[5]立法关于证据不足判决无罪的规定，一方面是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总结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出自审判实践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是在认真研究和吸收国外的一些经验之基础上产生的。例如在苏格兰“有罪、无罪、证据不足，这三种判决体系已经存在二百五十多年了，其中‘证据不足’判决是在审判结束时将人释放并禁止因同一犯罪对其再次审判的裁决”。[6]
关于“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变更问题，人们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判决以后，获取了新的、充分证据，还可以重新起诉，重新审判。例如《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一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退一步论，即使被告人真正有罪，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经进一步工作，获取了新的、充分的证据，还可以重新起诉，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仍然可以宣告被告人有罪。”[7]“这种判决在性质上是无罪的，与前项无罪判决在法律后果上完全相同。法院判决后，如果侦查机关后来又取得了犯罪的证据，可以另行起诉”。[8]由此可见，对一个经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无罪判决，如何处置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上述两书作者直言不讳，即有了证据另行起诉，另行审判就是了。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涉及到生效判决的稳定性问题，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变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重新起诉和重新审判问题。在诉讼理论上关系到“一事不再理”诉讼原则问题，在程序上关系到审判监程序的适用问题，不能有任何的随意性。因为人民法院判决的变更关系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指案件一经法官宣判后，就发生“既判力”，不能因同一罪行而对被告再次起诉。即“同一案件曾经有实体上的确定判决，其犯罪的起诉权业已消灭不得再为诉讼之客体”。[9]这一原则为后人在刑事诉讼中广为适用，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西方国家，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甚至还把它规定为宪法原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受同一犯罪处分的，不得令其两次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10]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68条规定：“任何在法律上无罪释放的人，不得再因同事实而重新被拘押或起诉，即使是以其他罪名案”。[11]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七项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12]适用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法院裁判的权威，兼以保护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以免其因同一案件而受多次裁判。
但是，从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出发，“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兼采“既判力排除规则”，即适用“一事不再理”的一些例外或补救措施。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于“既判力”的排除规则，规定了以下三种情形：
“（一）回复原状。因迟误上诉期间致判决确定者，于其原因消灭后五日以内得声请回复原状，继续审判（刑诉法第67条至第70条）。此乃为维护当事人之诉讼利益，避免其利益不当剥夺而设立救济制度。
（二）再审。判决确定后如可认为已经确定之判决有错，遂许当事人声请再审，以改正确定之判决（刑诉法第420条以下各条）。此乃维护刑事司法发现真实之目的，救济事实错误而设立制度。
（三）非常上诉。判决确定后发现该案件之审判系违背法令者，检察长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以匡正确定判决（刑诉法第441条以下各条）。此乃为统一法令，而对于法令的误用予以救济之制度”。[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