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犯制度探析
吴晓娴
一、我国累犯制度的概念与构成条件
对累犯从严惩处，是当今世界各国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之一。所谓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于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罪犯。犯罪分子经过适用和执行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不太长的时间内，再犯性质比较严重的犯罪，表明他与初犯或者其他犯罪分子相比，主观恶性较大，人身危险性较大。因此我国刑法同样规定对累犯予以从重处罚。西方国家规定的累犯，通常可分为普通累犯、特别累犯和混合累犯三种。其中普通累犯，是指曾经犯过罪而又再犯罪，不问其犯罪的种别如何，一概认为是累犯。特别累犯，是指曾犯一定之罪又再犯此一定之罪或同类之罪，就构成累犯。混合累犯，是指刑法既规定普通累犯，又规定特别累犯，兼采普通累犯制和特别累犯制。我国刑法典第65条、第66条规定的累犯，分为一般累犯和特别累犯两种，其构成条件各异。
㈠一般累犯及其构成
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构成一般累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前罪与后罪是故意犯罪，这是构成累犯的主观条件。前罪是过失犯罪，或者后罪是过失犯罪，或者前后两罪均是过失犯罪的情况，均不能构成累犯。
2、前罪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也就是说，构成累犯的前罪被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均须为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如果前罪所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均低于有期徒刑，或者其中之一低于有期徒刑，均不构成累犯。具体而言，若前罪被判处的刑罚是拘役、管制或者被单独判处某种附加刑，后罪虽然是后罪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也不构成累犯；反之，虽然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后罪却应当判处拘役、管制或者单独判处某种附加刑，同样也不能构成累犯。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人民法院最后确定的宣告刑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所谓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是指所犯后罪根据其事实和法律规定实际上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指该罪的法定刑包括有期徒刑。因为刑法典分则所规定的每一罪刑单位的法定刑均包含有期徒刑，如果将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理解为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包括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则势必无限制地扩大累犯的范围，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刑法中累犯制度的基本精神。
3、后罪发生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以内。所谓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附加刑是否执行完毕不影响累犯的认定。所谓赦免是指特赦。
㈡特别累犯的构成条件
我国刑法典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相对于一般累犯而言，是特别累犯，即指因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受过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分子。构成一般累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前罪与后罪必须均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如果行为人实施的前后两罪都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或者其中之一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就不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
2、前罪被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判处的刑罚的种类及其轻重不受限制。即使前后两罪或者其中之一被判处或者应当判处管制、拘役或者单处某种附加刑，也不影响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的成立。
3、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都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不受前后两罪相距时间长短的限制。
从以上我国刑法关于累犯的构成来看，执行的是双重标准，也就是将刑法分则中危害国家安全罪作为一般累犯制度的例外，加以界定，体现侵犯国家安全从严惩处的精神。审判实践中真正遇到特别累犯的情况较少，一般累犯应该是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因而，加强累犯制度的研究，对推动我国刑事审判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刑事犯罪的现装与累犯制度的缺陷
1996年严打以后，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状况及新形势下对犯罪状况的分析研究，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了现行刑事法典。其中对1979年刑法典第61条规定的累犯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将构成累犯后罪发生的时间下限由原来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3年改为5年，进行了延长。其理由主要是因为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3年以后重新犯罪的仍占相当比例，有必要予以惩罚遏制。实践证明在当时这种规定是富有成效的，有利于积极巩固劳动改造成果使刑满释放人员时时检点自己、不敢再次以身试法，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威慑与自我约束，使其养成守法的习惯。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犯罪状况有了新的特点，据调查，自1997年到2004年八年的时间内，前四年累犯占总案犯的4.2%，过失犯罪占总案犯的6.3%，后四年累犯占总案犯的1.4%，过失犯罪占总案犯的19.3%。以上累犯数字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故意重新犯罪的比例逐年减少，从表面来看是收到了严打的效果。但是我们也清醒的看到，有一大部分犯罪是被排除在累犯打击的对象之外，即过失犯罪。而此类犯罪的迅猛增长，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主要犯罪形态，现行累犯制度不能充分发挥刑罚的打防并举的良好社会效果。
司法实践中，有时候还会遇到累犯法律适用的难题。据统计，现行累犯，根据其犯罪亲身经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加强，在总结教训之后，一般不再是重操旧业，所触犯后罪与已判刑罚侵犯的客体有很大不同，甚至为逃避法律制裁，选择一种新的、较轻的作案手段危害社会。因而，在检察机关起诉的时候，根据法律规定，一般以累犯提起公诉，而根据被告人所犯新罪的事实和情节，法院有时候需要对被告人处以拘役、管制或但处附加刑等较轻的刑罚，这样就存在公诉与判决的法律冲突问题，有碍司法的权威。使得再犯分子不能得到严惩的后果，判决的社会效应就不会充分体现。为此，加强司法实践，结合社会发展现状及世界各国刑法关于累犯制度的构成，制定与修改我国现行累犯制度就显得很有必要。
三、我国累犯制度的重构与设想
刑罚具有惩罚与保护，打击与预防的双重功能。和谐社会需要人民群众自觉知法守法，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对个别偶犯、初犯，以教育感化为目的，该依法从轻处罚的，就依法从轻处罚，尽早将其改造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对那些屡教不改，重新犯罪的人员，就应该充分发挥刑罚的严厉性，重拳打击，依法严惩，以教育惩戒个别不思悔改的犯罪分子，使其不敢再次触犯这根高压线，充分发挥刑罚的双重功能。为此我国刑法典应建立故意累犯与过失累犯的双重体制，在体现对累犯从严惩处的同时，平衡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大小，搞好利益权衡，区别对待。
对故意累犯应采用严格的尺度标准，即指曾经犯过罪而又在任何时候再故意犯罪，不问其犯罪的种别、刑罚的种类及轻重如何，均认定为累犯，依法从严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前罪不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也不论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还是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只要后罪为故意犯罪，就认定为故意累犯，从重处罚。这样作出规定，以使得犯过罪的人在主观方面不再敢重涉违法犯罪的道路，考虑其人身自由所受限制等后果的严重性，而从内心深处打消犯罪的意图，自觉守法。
对过失累犯应根据其主观恶性较故意累犯轻微的特点，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已内作为时间界限较为适宜，即指曾经犯过罪的犯罪分子，其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过失犯罪，就构成过失累犯，对过失累犯应从重处罚，但不受刑法关于累犯不适用缓刑的限制。也就是说前罪不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也不论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还是管制、拘役、单处附加刑，只要后罪为过失犯罪，就认定为过失累犯。增加过失累犯制度及对此类犯罪处罚的灵活性，更能够体现我国刑罚对再次犯罪的严惩态度与过失累犯再次挽救的人文关怀，以有利于犯罪分子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并且使得该类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在打击犯罪分子的同时，进一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法治进程的加快，人们越来越可求社会的和谐，文明、进步、发展将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就要求法治的衡平性更显重要，适时调整我国刑罚典中有关内容，特别是个别法律适用问题，如累犯制度的修改，将具有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国发［200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我国自1985年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例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研究制订防治规划，明确相关政策，开展健康教育，落实防治措施，加强患者救治，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从总体上看，我国艾滋病疫情仍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其传播和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防治工作还存在宣传教育不够广泛、疫情监测不够落实、干预措施不够普及、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防治力量薄弱、技术手段欠缺、一些地区和部门对防治工作认识不够等问题。为有效遏制艾滋病疫情快速上升的趋势，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职责任务
艾滋病防治关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充分认识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统筹协调，把这一关系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大事抓紧抓好，坚决遏制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势头。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的通知》（国发〔1998〕38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的通知》（国办发〔2001〕40号）精神，制订具体防治目标和行动计划，实行政府主要领导负责制，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考核。疫情比较严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其它地区也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建立健全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协调机制，落实政策措施，解决突出问题，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措施到位。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每年组织开展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督导检查，对因领导不力、措施不当、隐瞒疫情、玩忽职守造成艾滋病传播和流行的，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二、坚持预防为主，实施综合治理
坚持面向群众、面向农村和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重点宣传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充分发挥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活动，特别是科普知识宣传教育活动。要使公众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掌握预防知识和办法，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不必要的恐慌，消除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
各类新闻宣传单位要把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列为宣传重点之一，制订具体的宣传计划，并认真予以实施。中央和地方主要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要设立专门栏目，积极开展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并定期播放或刊登有关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的公益广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新闻宣传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的指导和督查。
农业部门要充分利用“三下乡”等形式，在农村开展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工作。要积极配合卫生等部门编写、印发适合农村地区的宣传材料，做到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乡乡有音像宣传品，村村有宣传挂图，户户有宣传手册；支持乡（镇）和疫情比较严重地区的村建立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栏。要会同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农贸集市、节假日等机会，在群众集中的地点不失时机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活动。
教育部门要将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纳入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教学计划，落实教学课时。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要深入持久地开展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教育活动。
铁路、交通、民航、质检部门要把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纳入对旅客宣传的内容。疫情比较严重地区和边境口岸的候车、候船、候机室，要设置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的宣传专栏和宣传牌，摆放宣传教育材料；有影视广播播放条件的旅客集中场所，要适时播放艾滋病防治和无偿献血知识。
文化、工商部门要切实加强娱乐服务场所管理，要求娱乐服务场所公开张贴和摆放艾滋病防治宣传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要结合自身工作特点，积极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
卫生部门要会同公安、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因吸毒导致艾滋病传播比较严重的地区开展药品维持治疗和针具市场营销试点，并逐步加以推广。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要采用咨询、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向就诊患者、服务对象宣传艾滋病防治和安全套使用知识。公共场所经营管理单位要采取适宜的形式宣传推广使用安全套，设立安全套自动售套机。安全套生产、经营企业可利用商业网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计划生育网络，开展安全套公益广告宣传活动。有关部门要大力支持宣传推广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的工作，积极组织开展推广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宣传。
（二）依法管理，强化监督。
卫生部门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加强对无偿献血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会同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动员全社会健康适龄人员积极参加无偿献血，提高无偿献血率；会同食品药品监管、公安部门切实加强对采供血机构的管理，加大对非法采供血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坚决杜绝艾滋病经血液途径传播。要强制推广使用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做好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用后毁形和有关重复使用的医疗器械的消毒工作，防止艾滋病医源性传播。
公安部门要依法严厉打击卖淫嫖娼、贩毒和吸食、注射毒品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强对强制戒毒人员、查处的卖淫嫖娼人员和城市流动人口等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公安、司法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羁押和被监管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检测、筛查、治疗和有关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要采取必要措施，为羁押和被监管人员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设立专门场所。
卫生部、法制办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开展调查研究，对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对其中不适应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的依法予以修订，同时研究起草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专门法规。各地区也应当结合实际，完善本地区有关立法。
（三）切实做好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
国家在疫情比较严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综合防治示范区项目，开展以治疗和关怀救助为主要内容的社区综合防治工作，推动各项防治措施的落实，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在社区、家庭获得治疗和帮助。综合防治示范区的工作要针对社区需求，提供知识培训、健康教育、行为干预、医疗护理和咨询关怀相结合的综合服务，使社区各类人群，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性病患者以及高危人群都能连续、方便地得到有关信息与服务，营造一个有利于艾滋病预防、治疗，有利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部门和地区要加强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的组织管理、技术指导和监督考核工作，根据工作进展和质量对示范区适时进行调整。
国家对孕妇实施免费艾滋病防治咨询、筛查，并免费提供抗艾滋病病毒药品进行预防性治疗，降低经母婴途径的艾滋病病毒传播率。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及有关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要继续做好阻断经母婴途径传播艾滋病的工作。
三、加强疫情监测，规范疫情报告
国家实施艾滋病自愿免费血液初筛检测和相关咨询。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检验检疫机构要加强艾滋病疫情监测，开展高危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力求准确掌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数量、疫情变化阶段性情况和流行趋势。卫生部要会同财政部研究制订艾滋病自愿免费血液初筛检测和相关咨询的具体办法，并认真组织实施。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严格疫情报告制度，及时、准确上报本地区艾滋病疫情，并按规定向社会公布。对瞒报、漏报和迟报疫情的，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落实救治政策，做好药品供给
国家将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目录和城乡医疗救助支出范围，向农民中的艾滋病患者和城镇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免费提供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品，对经济困难艾滋病患者相关疾病治疗药品费用给予适当减免。艾滋病患者的治疗主要在当地定点医疗机构进行，鼓励流动人口中的艾滋病患者回乡接受治疗。劳动保障部、卫生部要抓紧研究确定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目录的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品种，切实保证救治工作顺利进行。
要加强新型艾滋病治疗药品的研制和生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继续支持艾滋病治疗药品的研制与开发，加快艾滋病治疗药品审批过程，努力推出一批安全、有效的艾滋病治疗药品。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实行定点生产、统一集中采购，纳入国家药品储备，统一分配、调拨，并通过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网络逐级分发。各地医疗卫生机构要认真执行卫生部《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品项目管理规范（试行）》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品项目管理执行方案（试行）》，严格规范抗艾滋病病毒药品的使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抗艾滋病病毒药品分发、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医德医风教育，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及时、有效地做好艾滋病患者政治工作。
五、加大投入力度，保障防治经费
各级财政要加大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经费投入，保证必要的药品采购、健康教育、人员培训、疫情监测、示范区建设、防治能力建设和患者救治的经费。疫情严重地区的各级财政要设立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中央财政要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经济困难地区和疫情严重地区的抗艾滋病病毒药品采购等给予资金支持。要加强对艾滋病防治经费的管理和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要合理安排防治经费，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能力建设。积极支持有关医疗卫生机构改善艾滋病防治基础设施，改善防治条件。积极开展艾滋病防治人员培养、培训工作，提高防治技术水平。同时，高度关心防治人员的身体健康，努力避免职业暴露感染，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视财力状况对基层防治人员给予一定津贴。
六、开展关怀救助，加强病人管理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将经济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纳入政府救助范围，按有关社会救济政策的规定给予必要的生活救济；并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解决艾滋病患者遗孤免费义务教育问题。同时，有关部门要积极扶持有生产能力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增加其收入。
要根据卫生部《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管理意见》，采取医疗服务、社区服务、社会与家庭关怀相结合的管理方式，进一步加强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管理，消除社会歧视。要进一步发挥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的作用，开展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关怀活动。同时，要加强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对恶意传播疾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七、开展国际合作，提高防治水平
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继续争取外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积极参与国际社会防治艾滋病的活动。要充分借鉴国际社会防治艾滋病的经验，不断总结我国防治工作有效做法，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机制，努力把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高度，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工作，切实、有效地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二○○四年三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