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
作者简析: 归永吉,华东政法大学2005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打击劳动力市场上所存在的就业歧视现象，促进就业，是立法者制定反就业歧视条款，并将其写入就业促进法（草案）的初衷。然而，如果对反就业歧视条款持这种工具主义的理解，则容易使得这类条款遭受违宪的指控。同样，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就业歧视侵犯了公民平等就业权，也存在法理上的误区。因为，平等仅指国家对公民的平等对待，并不禁止私人间的歧视。事实上，就业歧视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个人尊严。所以，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构成了反歧视条款真正的上位法依据。
关键词：就业歧视 宪法依据 平等权 人格尊严
一、问题的提出
此次，就业促进法草案中明确禁止就业歧视，顺应了民心，被认为是草案的一大亮点 。从民间传来的反馈意见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将反就业歧视条款写入就业法中，认为这是缓解就业压力、促进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同时，草案的起草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今年“两会”期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所作的就业促进法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就业工作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主要表现为┅┅ 一些职业中介机构、用人单位因劳动者性别、年龄、身体残疾等原因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尽快制定就业促进法，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1]虽然，在这份说明中起草者并没有直接明确制定反歧视条款的理由，但从中不难推测出立法者将就业歧视与就业困难“挂钩”。此外，从1994年制定的劳动法也可以发现立法者制定反歧视条款的意图。劳动法共有13章、107个条款组成，其中，第二章促进就业篇之下的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由此可见，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立法者都对反就业歧视条款的理解持有一种工具主义倾向，即认为制定该类条款的原因就是为了促进就业。这种理解不仅没有揭示出制定反歧视条款的根本原因，反而会在逻辑上推演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即因为就业率低，所以制定反歧视条款；那么，将来就业形势好转、劳动力市场求大于供时，反歧视条款也就可以“光荣退休”了，就业歧视也就可以合法化了。不仅如此，这种工具性的理解可能还会带来更大的不利后果——难以使得反就业歧视条款摆脱违宪的阴霾。有反对者可能会声称反就业歧视条款侵犯了企业受宪法所保护的经营自主权或是构成了对契约自由的干涉，因而构成了违宪。如弗里德曼就曾经严厉地批评道：“公正就业委员会曾在许多州中被建立起来，其任务在于防止就业过程中由于种族、肤色或信仰的原因而受到‘歧视’。这种立法显然要引起人与人之间自愿订立契约的个人自由的干预。它使任何这种契约受到州的批准或不批准。这样，它构成了一种在大多数其他情况下我们会反对的那种对自由的干预。”[2]反对者可能还会争辩，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契约自由都是宪法所保护的法益，既然宪法本身并没有对公民的就业权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两者的价值作出衡量，那么它们的宪法价值是相同的，立法者不能为了帮助公民实现就业权而牺牲了同价值的企业自主权和契约自由。面对这种诘问，如果我们仅从促进就业这一角度来为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制定进行辩护，很难有效地驳倒反对者，也很难证明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合宪性。所以，探讨反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具有很大的价值。
二、一种错误的观点——就业歧视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平等就业权
许多学者认为，就业歧视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如周伟指出：“平等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要求国家对个人或特定的群体在相同情况下给予相同的对待，并且仅在具备合理且必要理由的条件下才可以给予区别待遇。其影响范围可以包括私人的行为（如就业中的歧视）。”[3]喻术红说：“就业歧视损害的是求职者平等的就业机会或者是雇员的均等待遇。”[4]根据这种观点，不难得出反就业歧视条款是宪法平等原则在就业促进法上的具体化这一结论，即认为宪法第33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第42条劳动权权利条款的结合构成了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扩大了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将其由约束国家机关延伸到了禁止部分私人之间的歧视，是对平等原则适用范围的一种误读，并且也混淆了平等原则与人格尊严的概念。那么如何理解平等权的适用范围？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平等原则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及其内涵不仅受到其他上层建筑的影响，更是由当时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上层建筑皆是由其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它们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之服务。所以，若想正确理解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则必须从分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关系着手。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平等早在古希腊时期便出现在哲学家的著作中 。然而，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的平等却姗姗来迟，直至18世纪末期，法国的人权宣言才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承认了平等权 。这种巨大的时间上的反差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是一种偶然，事实上，无论是在奴隶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都不可能孕育出平等原则这朵奇葩；只有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商品经济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形态后，观念上的平等才能真正升华为宪法上的权利。然而，商品经济所追求的平等是要求国家而不是私人的平等对待，因为只有国家的不平等对待才会在竞争主体之间产生特权，使得某个群体的法律地位高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竞争机制和平等的商品交换机制遭受严重的威胁，进而会危害商品经济自身的发展。相反，私人之间的歧视并不导致特权的滋生和市场主体之间地位的不平等，也就不会构成对商品经济的威胁。因此，商品经济的本质并不禁止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既然商品经济仅是禁止国家的不平等对待而不排斥私人主体间的歧视，那么作为对这一经济基础的反映，宪法中的平等原则也仅是拘束国家而非私人。
此外，笔者认为我国学者之所以对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作了误读，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发达宪政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司宪过程中对涉及平等权案件的判决影响。以美国为例，在沃伦法院时期，联邦最高院在一系列涉及平等权的案件中确立了一种所谓的“国家行为说”的法理 ，即将一部分带有“国家行为”性质的私人行为纳入到宪法基本权利约束的范围内。根据这种理论，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可以依据宪法第14条修正案（法律的平等保护条款）对那些在公共服务领域内所发生的歧视行为（如饭店拒绝黑人顾客）予以禁止。这种理论的创立给国内的一些学者带来了错觉，似乎平等权的适用范围已经被扩张到了一些私人领域。事实上，“国家行为说”（state action）法理的确立不仅未能证明平等权适用范围的扩张，反而从侧面论证了平等原则只适用国家机关的传统理论。因为，“国家行为说”是将一些特殊的私人行为升华为准国家行为，也就是扩大了“国家”的范围概念，而不是扩大平等权的适用范围，该理论本身并不是对传统理论的突破。另外，在著名的Heart of Atlanta Motel v United States 一案中，[5] 法院的判决理由也暗示了其秉承传统观点，拒绝延伸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该案中被告亚特兰大中心旅馆长期歧视黑人顾客，拒绝为他们提供食宿。《1964年民权法》颁布后，由于该法第二篇规定“所有人应有权完全平等享有物品、服务、设施、特权、优先和膳宿设备”，并列举了法案适用的四类商业机构，其中包括“任何客店、旅馆、或其它提供宾客临时落脚的地方”，因此被告的种族歧视行为受到违反公民权利法的指控。亚特兰大中心旅馆对此指控不服提出了确认之诉，要求法院认定民权法第二篇违宪，理由是它剥夺了被告选择顾客的自由。被告还声称强迫他为黑人提供服务是违反宪法第13条修正案有关“非自愿苦役”的规定。法院首先用民权法第二部分的立法历史说明餐饮业种族歧视对州际商务的损失，在国会为该法举行的听证会上已经举出了很多事实和数据，说明由于餐饮业的种族歧视造成了黑人旅游的不便，减轻了他们的旅游兴致，影响了州际商务。法院进一步指出，被告无法否认他的汽车旅馆与州际商务的关系，因为该旅馆在两条跨州的高速公路附近，四分之三的客人来自外州。而只要任何餐饮服务业与州际商务有关联，就属于该法管辖，因为宪法赋予了国会调控州际商务的权力。所以，民权法第二篇的宪法依据便是“州际贸易”条款，没有构成违宪从而驳回了被告的请求。在该案中，法院并没有直接将第14条宪法修正案作为民权法第二篇的宪法依据，而是舍近求远寻找“州际贸易”（Interstate Commerce Clause）条款的帮助，这里面的原因是颇值得玩味的。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法院坚持平等权只能拘束国家机关的观点，才迫使其不能够直接引用第14条修正案。无奈之下，法院不得不通过对“州际贸易”条款进行扩大解释来为国会立法的合宪性辩护。
总之，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应该仅仅限制于国家机关，而不包括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虽然就业领域中的部分歧视来自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招聘活动中，属于平等原则的拘束对象；但是，绝大多数的就业歧视仍旧出自于私人雇主，不能够被列为平等权的禁止范围。所以，就业法草案中的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并不是宪法第33条所确立的平等原则。
三、人格尊严与就业歧视
笔者认为，宪法第38条是反就业歧视条款真正的上位法依据，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人格尊严亦称为人性尊严、人的尊严，它的本意是强调世间上的每一个人，只基于其本身，而非其种族、民族、性别、社会出身等因素就拥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必须加以尊重和保护。它表明了人性本身即是尊严，“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人利用作为工具，而是被作为目的对待，这即是其尊严之所在，因此人置其自身于世上所有其他非人类之生物上，并超越所有之物。”[6] 在康德看来，应该把人当作一种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来对待。如果仅仅把人作为一种手段来对待，事实上就是把他作为缺少一切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反之，如果把他作为一种目的来对待，就是把他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人来对待。[7] 康德的人性观无疑是晦涩的，但恰恰是这种晦涩的观念构筑了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基本含义。人格尊严条款的核心是维护人的主体地位，它要求国家、社会和他人都必须把人当作人看、尊重每个人的主体地位。虽然同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平等权相比，人格尊严的入宪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道德哲学而非经济基础在宪法上的诉求。这一结论从世界各国以及我国宪法对待人格尊严条款和平等原则两者间的不同态度中也可以得出。在一些标志立宪主义之开端的、彪炳于后世的宪法性文件，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并没有对人格尊严作出确认。只是在二战结束以后，鉴于“二战”中法西斯对人的尊严的粗暴践踏，人的尊严之作为基本人权的地位方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些国际性的法律文件，如《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相继将人格尊严问题纳入其中，并赋予其作为人权之基础和核心的地位。我国的54宪法、75宪法以及78宪法也都未写入人格尊严条款。只是在后来的82宪法修改过程中，许多同志指出，“文革”十年，在“左”的错误路线下，广大干部群众遭受残酷迫害，公民的人格尊严得不到起码的保护，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因此有必要将人格尊严条款写入宪法。[8] 同样，德国战后的宪法将人格尊严的保护也是基于历史灾难的惨痛教训。由此可见，人格尊严的入宪与经济基础无太多的关联，在其身上更多的体现出制宪者对人的关怀、国家对人权保障所持有的一种态度。与之不同，平等原则的入宪则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到渠成的结果。 从入宪的时间阶段来看，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中期欧美等国家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平等原则被普遍写入各国宪法中。而人格尊严的入宪则是发生在“二战”结束以后。从接受两者的国家数量来看，几乎当今所有的国家都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平等权的宪法地位，而仅有二三十个国家将人格尊严写入了宪法。由于，平等原则是经济基础在宪法上的直接反映，故它的内涵是也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又因为商品经济并不排斥私人间的歧视，所以平等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禁止这种歧视。相反，人格尊严条款的入宪并不是单纯为了维护一国的经济基础，它的内涵并不完全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人格尊严反映的是一种道德哲学上的诉求，是为了保护每个公民的人格不受他人的践踏，它的适用范围大于平等权的适用范围。不仅禁止国家机关的歧视，而且亦不能够容忍私人之间的歧视行为。因为绝大多数的歧视行为也都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贬低、降低了人作为人的尊贵庄严的主体身份和地位，容易滋生将人客体化、工具化的危险。就业过程中的歧视，无论来自于国家机关还是大多数私人雇主，都构成了对求职者人性尊严的侵犯，所以必须在立法中予以禁止 。可见，就业歧视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格尊严而非平等权，所以作为反就业歧视条款的宪法依据也应该是宪法的第38条而非第33条。
另外，作为上位法依据的人格尊严条款也能够成功地使反就业歧视条款摆脱违宪的阴霾。因为人的尊严不仅是一项公民基本权利、而且是基本权利的核心价值，甚至是整个宪法的基本原则 。“从个人尊严导出人权及主权之原理，系立宪主义之基本理论，这些个人尊严为核心之原理构成宪法之根本规范。”[9] 所以，人格尊严无疑是一国宪法所保护的最高价值，它所体现的法益的重要性要大于任何其它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益，一旦两者之间发生冲突，宪法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前者。禁止就业歧视可能会对雇主的契约自由带来了负担，也会对企业的经营权增加了限制，但就其所维护的价值而言，后者（个人尊严）的法益远高于前者。因此，反就业歧视条款具有宪法依据的支撑，并没有构成违宪。
参考文献：
[1] 田成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草案）的说明》[J/OL]. http://www.npc.gov.cn/zgrdw/common/zw.jsp?label=WXZLK&id=362937&pdmc=1531.
[2] 弗里德曼. 张瑞玉, 译. 资本主义与自由[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121.
[3] 周伟. 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49.
[4] 喻术红. 反就业歧视法律问题之比较研究[J]. 中国法学, 2005 (1).
[5] See Heart of Atlanta Motel v United States 379 U.S.241（1964）.
[6] 康德. 苗力田, 译.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48.
[7] 刘志刚.人格尊严的宪法意义[J].中国法学,2007(1).
[8] 蔡定剑. 宪法精解[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230.
[9] 法治斌, 董保城. 中华民国宪法[M]. 台湾: “国立”空中大学印行, 1997.146.
大理白族自治州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第5号
《大理白族自治州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已经州人民政府同意，并经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登记（登记编号为：云府登214号），现予公布，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
二○○六年五月十日
大理白族自州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保障煤矿生产安全,加强和规范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防范煤矿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煤矿安全规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州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的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是指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家煤矿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行业标准的监督管理，以及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从事煤炭生产的企业（简称煤矿企业）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本行政区域内从事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法律、行政法规对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职责，依照国家煤矿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定对煤矿实施安全监管。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行使职权，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煤矿及其有关人员应当接受并配合煤矿安全监管机构依法实施的安全监管，不得拒绝、阻挠。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支持和协助负有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相关部门依法对煤矿实施安全监管。
第六条 煤矿安全监管工作应当以预防为主，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有效纠正影响煤矿安全的违法行为，实行安全监管与促进企业安全生产和安全管理相结合、服务与教育、惩处相结合。
第七条 各级政府应当适时对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第八条 煤矿安全监管机构及其煤矿安全监管人员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监管职责，秉公执法。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煤矿安全监管机构及其煤矿安全监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有权向上级煤矿安全监管机构或者有关机关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及其职责
第九条 州级煤炭行业主管部门为全州煤矿安全生产的监管机构，各县煤炭行业主管部门为当地煤矿安全生产的监管机构，各县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产煤区域设置煤管机构。
第十条 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对地方煤矿进行日常性的监督检查，对煤矿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作出现场处理或实施行政处罚；监督煤矿企业事故隐患的整改并组织复查；依法组织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井；负责组织煤矿安全专项整治；对煤矿职工培训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一条 煤矿安全监管人员履行安全监察职责，有权进入煤矿作业场所进行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参加煤矿安全生产会议，向有关单位或者人员了解情况。
第十二条 煤矿安全监管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影响煤矿安全的违法行为，有权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 发现威胁职工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时，有权要求立即停止作业，下达立即从危险区内撤出作业人员的命令，并立即将紧急情况和处理措施报告煤矿安全监管机构；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决定。
第十三条 煤矿安全监管机构在实施安全监管过程中，发现煤矿存在的安全问题涉及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或其它有关部门的，应当向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或其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并向上级人民政府或其它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四条 煤矿安全监管机构及其煤矿安全监管人员不得接受煤矿的任何馈赠、报酬、福利待遇，不得在煤矿报销任何费用，不得参加煤矿安排、组织或者支付费用的宴请、娱乐、旅游、出访等活动，不得借煤矿安全监管工作为自己、亲友或者他人谋取利益。
第三章 矿安全监管内容
第十五条 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必须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各级政府、煤炭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逐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原则逐级落实责任部门及责任人，形成一级抓一级，自上而下的监督管理格局，并按责任制内容实行奖罚。
第十六条 各级政府、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定期召开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或安全办公会议。县市政府每个季度至少召开一次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或安全办公会议，由政府主要领导人或委托的分管领导人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分析、布置、督促、检查本地区煤矿安全工作。会议应当作出决定并形成纪要，会议确定的各项措施必须严格实施。
州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安全办公会议，县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安全办公会，煤管站每月至少召开二次安全办公会议。安全办公会议必须认真分析、布置、督促、检查煤矿安全工作，会议要作出决定并形成纪要，会议确定的各项安全工作、措施要严格落实。
第十七条 各县市政府、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认真组织煤矿安全监督检查工作。州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每年不少于二次安全大检查，四次重点督查；县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安全大检查，两次重点督查；煤管站每月不少于一次安全大检查、三次重点督查。县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管站安全大检查必须不漏矿井、不漏作业点全面排查隐患，针对有重大隐患的矿井和安全管理较差的矿井进行重点督查。
第十八条 煤矿安全监管员应当将检查的时间、地点、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情况，作出书面记录，并由检查人员和被检查煤矿的负责人签字；被检查煤矿的负责人拒绝签字的，检查人员应当将情况记录在案，并向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报告。
第十九条 各县市政府、煤矿安全监管部门要认真督促安全隐患整改，重点监督检查煤矿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对查出的安全隐患或存在问题必须严格按定责任人、定措施、定时间的“三定”原则进行整改落实，要责任明确、措施有效，跟踪督查、复查到位。
第二十条 各县市政府、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必须加强重大危险源监管。对辖区内煤矿企业重大危险源定期和不定期的进行检查、督查，制定防范治理措施，明确责任人及监管职责。
第二十一条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加强与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联系和合作，完善煤矿安全监察与监管协调工作制度，同时，接受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煤矿安全工作的检查指导。
第二十二条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受理煤矿安全生产举报；受理的举报事项经调查核实后，应当形成书面材料；需要落实整改措施的，报经有关负责人签字并督促落实。
第二十三条 国家规定煤矿安全事故由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调查处理，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依法参与煤矿事故调查处理。一次死亡1至2人的煤矿职工伤亡事故，由事故发生地的县市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参与调查处理；一次死亡3至9人的煤矿职工伤亡事故，由州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参与调查处理。
第二十四条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按有关规定组织煤矿开展安全评价、能力核定、瓦斯等级鉴定、设备检测等有关工作。
第二十五条 各县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煤矿安全培训教育的监督检查。煤矿企业特员、从业人员培训教育必须按相关标准落实到位。煤矿企业特员必须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特员持证率必须达100%，并按要求配足。未经培训的从业人员严禁上岗作业。
煤矿企业对新职工不得少于72小时的安全培训，并指定有经验的老职工带领方能入井作业。煤矿企业对全部职工每月不少于3天的集中培训学习，学习的主要内容应为《煤矿安全规程》，作业规程、操作规程、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三违”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培训学习要有记录，职工签名。
第二十六条 各县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煤矿安全资金投入的监督检查，保证安全管理、安全装备、安全设施的资金投入使用到位。
第二十七条 各县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煤矿企业建设项目的监督检查，加强煤矿安全源头管理，实行严进宽出。严格执行省政府规定的煤炭准入制度，对新申办煤矿企业按要求进行资格审查，达不到办矿条件的个人和组织，不予批准。对未按要求申报，组织施工的建设项目，必须及时予以纠正或限期整改。煤矿企业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安全设施“三同时”建设。
第二十八条 各县市政府、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条件的监督检查，特别是加强对煤矿“一通三防”、顶板管理和防透水工作的监督检查，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企业，要进行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提请关闭。
第二十九条 煤矿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必须进行停产整顿，整顿验收合格后方能进行生产。
第三十条 煤矿所需民爆物品必须以每月需要量向当地公安机关（派出所）报批，严禁煤矿超量购买和使用民爆物品。
第三十一条 各县市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应加强煤矿安全宣传工作，充分利用标语、板报、广播、电视、新闻媒体等手段，采用会议、培训教育等活动，强化煤矿安全宣传教育和安全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 煤矿企业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技术规范。煤矿企业负责人（实际控制人）为煤矿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规定的6项安全生产工作职责，矿长必须持有合法有效的矿长资格证。
第三十三条 煤矿企业必须按《煤矿安全规程》等规定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并认真组织学习和严格执行。
第三十四条 煤矿企业必须实行领导干部带班下井工作制度，正副矿长轮流值班、带班安全生产作业管理，矿长外出3天以上必须向当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正职请假，3天以内向煤管站长请假。
第三十五条 煤矿企业必须与职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率达100%，为职工购买工伤社会保险率达100%，与矿山救护队签订救护协议，编制矿井灾害预防和处理计划。
第三十六条 各级煤矿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加强信息管理和报送工作。及时报送报表、总结、资料和相关统计材料，不得迟报、瞒报、谎报、拖延不报，并按要求建立煤矿安全监督档案，加强信息和档案管理。
第三十七条 煤矿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伤亡事故后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应立即如实逐级向安全监管部门报告、通报当地公安机关，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扩大。
第三十八条 开展煤矿质量标准化建设，按国家的煤矿产业政策逐年提高煤矿办矿质量，扶优扶强，做大做强。达不到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的煤矿，按要求进行关闭。
第三十九条 各县市政府必须制定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报州应急办和州安全监管部门备案，并根据情况逐年修改完善。
第四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大理州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