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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的意见



教体艺〔2004〕5号


　　自1985年我国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例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以及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从总体上看，我国艾滋病疫情仍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传播与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据流行病学调查的最新结果显示，全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其中8万人为艾滋病病人。

　　为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有效遏制艾滋病疫情快速上升的趋势，国务院近期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4〕7号)，并召开了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和要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通知》和会议精神，现就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艾滋病防治工作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兴衰，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一定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从保障学校师生员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将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统筹规划。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精神和《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的意见》等文件要求，进一步部署学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狠抓落实，确保学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在各级各类大、中学校全面、深入地开展。

　　二、要切实将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开设相应的课程或讲座。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按照《中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要求，在普通中学的地方课时中安排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课时(初中6课时、高中4课时)。中等职业学校要参照《中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要求，安排4－6课时，开展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普通高等学校应开设专题讲座或将其内容纳入健康教育等相关课程，每学年平均课时不少于1课时。使学生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相关生活技能，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抵御艾滋病侵袭的能力，避免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行为。

　　三、各类大、中学校要充分利用每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机会，动员学校各有关部门及团组织、红十字会等广泛参与，通过同伴教育、主题班会、绘画、读书活动、知识竞赛、图片展览等多种形式，集中开展具有一定声势的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

　　四、采取多种宣传教育形式，广泛开展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各类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以及普通高中必须要结合新生体检和入学教育向每一位入学新生发放“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处方”。到2005年，发放率应达到100%。高等学校、普通中学及中等职业学校图书馆或阅览室应根据师生人数配备相应数量的预防艾滋病、远离毒品、无偿献血等相关知识的科普读物，供师生开架阅读或查阅。到2005年，学校相关科普读物的配置率达到80%以上；到2008年，达到100%。各类大、中学校校园宣传栏中应设有相对固定的艾滋病防治宣传园地，并做到内容定期更新。到2005年，宣传园地的设置率应达到70%以上；到2008年，达到80%以上。建有校园网络的大、中学校应在校园网中设置相对固定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栏目。到2005年，宣传栏目的设置率达到70%以上；到2008年，达到80%以上。还要利用校园广播、闭路电视等不定期地宣传预防艾滋病科普知识。

　　五、重视和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师资培训工作和教学研究工作，提高学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效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切实按照《教育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 >的意见》要求，在2005年底前对大、中学校承担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师资和校医进行一次轮训。要安排和筹措相应的培训经费，调动各种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对学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师资进行培训。师范院校要将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知识纳入相关课程，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教育。有条件的地区应利用当地医学院校或有条件的师范院校建立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师资培训基地，或依托当地卫生专业机构开展师资培训工作。要重视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各级教研部门要把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教学研究纳入教研工作计划，要把对学生的技能培养作为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开展以知识传播与技能培养相结合的教学研究工作。要鼓励教师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制作教学用多媒体课件，以提高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六、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关心艾滋病患者遗孤的义务教育，应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与卫生、民政等部门密切配合，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切实解决艾滋病患者遗孤免费义务教育问题，以确保他们接受义务教育。

　　七、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应与学校社会公德教育、法制教育、远离毒品教育、青春期教育等教育教学活动有机结合，把课堂内教学与课堂外教学活动结合起来，以发挥整体教育效应。学校在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时还应与社区宣传教育活动有机结合，通过学校、学生将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与技能、将党和政府防治艾滋病的有关政策与措施传递到家庭以及社区其他成员，带动社区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八、加大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检查督促力度，确保各项措施的落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将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落实情况纳入教育督导评估及有关专项工作检查内容，定期对学校开展该项工作的情况，特别是落实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课时、开展师资培训、健康教育处方发放、科普图书配备、宣传园地设置以及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等进行检查与督促，以保证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的青少年都掌握必要的预防艾滋病知识。



转化型抢劫罪常见若干难点问题的研究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李莲红、郭小锋


【内容提要】 转化型抢劫罪在司法实践确属难点，由于涉及到转化前犯罪行为和转化后犯罪行为以及转化条件，因而增加实践把握这种类型犯罪的难度。本文在对大量实例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难点问题提出解决的基本对策，以供读者参考。
【关键词】 转化型抢劫罪 《刑法》第269条

转化型抢劫罪，又称准抢劫罪，主要表现为《刑法》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之规定和《刑法》第267条第2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由于转化型犯罪涉及转化前犯罪行为、转化后犯罪行为以及转化条件，所以在认定转化型抢劫罪时比较复杂，存在一系列难点问题需要探讨。
一、对《刑法》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理解
【案例事实】
2003年11月25日，犯罪嫌疑人张春明伙同何新军窜至顺义区李遂镇庄某家盗窃900余元钱，后被被害人庄某发现，张春明见状拔出随身携带的刀对庄某进行威胁，逃出庄家，在途中被赶来的民警抓获。
【问题分析】
该案例主要争点在于对《刑法》第269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理解。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法律明确规定转化前的盗窃行为构成犯罪才可能转化为抢劫罪。但实质上转化型抢劫罪不以转化前的行为构成犯罪为要件。根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条的批复》（下称《批复》）指出：“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按照刑法典第153条的规定，依照刑法典第150条抢劫罪处罚……”。据考究，此《批复》系《刑法》第269条之规定的前身。因此，在理解《刑法》第269条时应结合《批复》进行理解，则更为准确和确切。再者，抢劫罪成立并没有数额限制，那么转化型抢劫也不应有数额限制。
【基本结论】
《刑法》第269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并不意味着行为事实上已经构成盗窃、诈骗、抢夺罪的既遂，也不意味着行为人所盗窃、诈骗、抢夺的财物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而是意味着行为人有犯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故意与行为。
二、转化型抢劫的共犯问题
【案例事实】
2004年2月15日，犯罪嫌疑人刘某伙同曹某窜至顺义区东大桥李某家实施盗窃。就在二犯罪嫌疑人正欲离去时，被回家的被害人发现，当时刘某跪在地上恳求李某宽恕，并将所窃财物返还。这时，曹某从后面用砖头将李某拍倒，两人逃走。
【问题分析】
该案存在分歧的焦点为犯罪嫌疑人曹某与刘某是否构成抢劫罪的共犯。按照刑法一般理论，凡涉及认定共犯的，必然要考察行为人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犯罪的故意，这是共同犯罪最为本质的特征。但是并不要求行为人的故意内容与行为内容完全相同时，才能成立共同犯罪，而只要行为人就其中部分重合的犯罪具有共同故意与共同行为，就成立共同犯罪。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曹某与刘某已构成盗窃罪的共犯不存在任何异议。至于曹某与刘某是否具有共同抢劫故意，只能依据其行为来判定。
首先，若要认定本案为共同抢劫罪，必须将其主观故意分解为三部分进行判定：一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希望或者放任当场使用暴力；二是行为人主观上应当具有抗拒抓捕的目的；三是行为人主观上应有一定的意思联络。
其次，根据主观故意分解的点，再由行为人之行为进行证实。犯罪嫌疑人曹某用砖头将被害人拍倒，然后逃走。作为一个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用砖头拍击他人脑袋而且将其拍倒，显然具有希望当场实施暴力的故意，见到被害人不能反抗时随即逃走，具有抗拒抓捕的目的，故根据《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曹某构成抢劫罪。犯罪嫌疑人刘某在见到被害人被击倒后第一反映就是逃跑，可见其主观上也具有抗拒抓捕之目的，而对曹某的暴力行为则完全持放任态度，由此也说明其先前的跪地求饶并非真实的意思表示，而只是在等待被害人的放行或者同伙的暴力。因此，在曹某实施暴力后，刘某立即心知肚明，二人之间有一种较为默契的意思联络。
最后，犯罪嫌疑人曹某与刘某构成抢劫罪。
【基本结论】
转化型抢劫罪共犯的认定，应当仅仅围绕行为人对当场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主观意志和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之目的进行运用证据，才能准确定性。
三、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当场”之理解
【案例事实】
2004年5月23日，犯罪嫌疑人王某和张某窜至江苏泗阳县某街，发现一辆摩托车停在房子外面，犯罪嫌疑人刚转动车钥匙，警报响起，犯罪嫌疑人立即弃车而逃。事主张某听到警报声遂从家走出来，未发现其他人。正要回屋时发现车钥匙被转动，想偷车贼必定就在附近，于是骑着摩托车沿街寻找，就在前方不远地方发现一个人（王某）藏在屋檐下，李某探身走过去，王某从身上拔出刀刺向李某腹部，经鉴定构成轻微伤。
—— 摘自《法律教育网》
【问题分析】
本案是否属于“当场”使用暴力存在很大争议。按照社会一般人的理解，当场仅指犯罪的现场，属于狭义的概念。若依此来审查此案，必然认为犯罪嫌疑人实施暴力的场所与其盗窃的场所不属于同一场所，所以不属于刑法规定的“当场” 使用暴力。的确，从客观事实或者物理角度看，犯罪嫌疑人实施暴力的场所与其盗窃的场所不属于同一犯罪场所。但是，从法律事实角度看，犯罪嫌疑人实施暴力的场所应为其盗窃的场所的延伸，属于同一犯罪场所，构成“当场”使用暴力。因为被害人自听到警报声后立即从房子里走出来，随后又发现摩托车钥匙被转动，接下来被害人就开始寻找犯罪嫌疑人，到被害人被致伤，整个过程一环扣一环，行为之间具有连续性和不间断性。因此，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实施暴力的场所为其盗窃的场所的延伸。另外，犯罪嫌疑人自听到警报声后到用刀将被害人刺伤，其主观目的都是为了抗拒抓捕，具有统一性，由此也可以得出本案犯罪嫌疑人属于“当场”使用暴力。
【基本结论】
在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时，应注意区别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尤其关注犯罪场所的延伸情况，所以需要纵观全案进行具体分析，分解每一个客观行为再整合其行为，就能够对转化型抢劫罪中的“当场”进行准确理解。
四、转化型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问题
【案例事实】
2003年1月16日凌晨，被告人王长江在山东平阴县孔村镇尹庄村，翻墙进入尹燕祯家中，欲盗窃兔子时，被正在屋内睡觉的尹燕祯发现，被害人尹燕祯猛抓被告人王长江，被告人王长江极力逃脱，双方发生撕打，被害人尹燕祯之妻朱梅英听到响动，即参与到抓捕被告人王长江的打斗中，撕打过程中，被告人王长江致被害人尹燕祯左手腕及右股部、朱梅英双腕及左胫等处受轻微伤，后被闻讯及时赶到的群众抓获。
—— 摘自《刑事审判网》
【问题分析】
本案定性存在的主要分歧是被告人王长江是否构成“入户”抢劫。在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入户盗窃能否直接转化为入户抢劫存在疑问，其根本原因在于考虑转化前与转化后刑罚差别太大。正如本案，如果未发生被告人王长江当场使用暴力的案件事实，那么被告人王长江根本不构成犯罪，而发生了当场使用暴力并且在被害人家中，若认定为“入户”抢劫，依据《刑法》第263条规定量刑起点为10年以上。这样，往往造成办案人员认为对于被告人有些不公平。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结合本案，被告人王长江入户盗窃兔子，因被被害人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故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
【基本结论】
基于这种法律解释的精神，笔者认为，行为人转化前的犯罪情形或者行为人转化后的犯罪情形，只要其中有一项符合抢劫罪的加重情节的，就应当认定为抢劫罪的结果加重犯。因为之所以行为人前后两行为能够转化，立法者正是考虑到转化前后两个行为之间具有衔接性、连贯性和不间断性，如果两行为之间不具有连续性，则无需转化而是分别认定为数罪，所以其转化前的加重情节与转化后加重情节之间具有延续性，也即转化前的加重情节为转化后加重情节的延伸。
五、转化型抢劫罪既遂、未遂问题
【案例事实】
2003 年8月11日深夜，犯罪嫌疑人蒋某撬开刘某家窗户后入室搜找现金未果。正欲搬走刘某客厅一台彩色电视机时，刘某从床上惊醒，一边喊“抓强盗”，一边上前捉拿蒋某，蒋某用老虎钳朝刘乱打，致刘某身上多处受伤（经法医鉴定为轻伤）。尔后，蒋某扔下电视后逃离。
——摘自《中国法律服务网》
【问题分析】
就本案性质属转化型抢劫不存在分歧，但对蒋某的行为属于抢劫既遂还是未遂有四种不同意见[1]：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属抢劫未遂。理由是抢劫罪属于侵犯财产罪，应以行为人是否非法取得财物作为区分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犯罪嫌疑人蒋某未取得财物，所以属于抢劫未遂。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属抢劫未遂。理由是以盗窃行为是既遂还是未遂，作为认定转化型抢劫罪既遂、未遂的标准，即盗窃既遂事后抢劫也为既遂，盗窃未遂则事后抢劫也是未遂。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属抢劫未遂。理由是转化型抢劫既遂与未遂判断不但要考察是否非法占有了财物，而且还要考察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的目的是否得逞。第四种意见认为本案属抢劫既遂。理由是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财产权利，又侵犯了人身权利，只有既未抢到财物，也没伤人的，才属于抢劫未遂。
笔者认为，本案构成抢劫未遂。理由是盗窃未遂后转化为抢劫的，则只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未遂。但是并不意味采用盗窃行为既遂还是未遂，作为认定转化型抢劫罪既遂、未遂的标准。实质上，由于盗窃罪属于数额犯，那么实施某一盗窃行为会存在三种情况即不构成犯罪、盗窃（未遂）、盗窃（既遂），若采用行为人是否非法取得财物作为区分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那么会导致不构成犯罪和盗窃（既遂）可能成为抢劫罪的既遂，而显然盗窃（未遂）严重于不构成犯罪，有失公正，况且转化型抢劫又系目的犯。所以很难通过一种标准来衡量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未遂问题。
【基本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