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物证技术小史
冯彩平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2003级6班，成都，610225）
摘 要 物证与司法审判紧密结合，同时，又与司法鉴定相辅相成。公元前7世纪至5世纪，是我过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时期，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中心以法医学为代表的最早时期也是出现在西周，秦代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物证，指纹的运用就出现在该时代。东汉已形成简单的法医检验方法，三国司法物证的范围较前代有所发展扩大，从死因检验，伤痕鉴定，到笔迹检验，弹丸鉴定均有出现。以后各代又相继完善了司法鉴定制度。总之，它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物证技术 法医学 司法鉴定 司法审判 发展
第一,司法物证的萌芽阶段 西周——春秋
传说中的獬豸兽断案之类的神明裁判式的取证方法，在中国古代很早的时期就已经被司法审判实践所淘汰，仅仅作为一种古老的神话而载入史册。历史上真正的司法物证出现在西周，下面我们就从西周开始谈起。
西周中、后期，以调整财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民事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时期订立民事契约时，双方均在署名后边划一个十字或捺个手印，表示双方信用。这样，就开始形成了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时期。
在司法审判方面西周审判者首重口供，法律要求审判官“听狱之两辞”，以原告、被告双方的供词作为审判的主要依据。为了保证口供的真实性，西周确立了通过注意当事人表情而分析，认定其口供的真实与否的原则。《尚书·吕刑》称：“以五声听狱颂。求民情”⑴。《周礼》也记载了审判方式上的“五听”原则。在重口供的同时，西周司法活动也注意对证据的运用。据《周礼》的记载，在西周设立“司历”一职，其职责涉及对刑事案件的器械，赃物的管理。对于涉及财产的案件，同样要求人证，书证。据《周礼·秋官·小司徒》记载，一般民事纠纷，应有周围邻居提供证据。有关土地纠纷，则以官方的土地舆图为审判依据；有关债务纠纷，则须以相关的契约作证.⑵
到了公元前771年，西周的司法制度正发展的比较完备，在司法机关方面，周王是最高裁判者，重大案件和诸侯间的争讼，都由他裁决。周王之下，设有专理刑狱的司寇，不但听讼断狱，也主持刑事法令的制定，公布等事宜。司寇之下设士师，士分别负责处理司法工作。各诸侯国的司法机关，制度同于朝庭，不过规模较小。诉讼程度上，民间的狱讼，轻微案件口头向地方主官陈讼等方面是一样的。当时审判诉讼提起之后，也有一个侦查阶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检验。例如《札记·月令》：“孟秋之月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⑶。可见，西周已有司法法医检验伤害制度。其中“理”是指司法鉴定人员的官职，“伤、创、折、断”是指伤害的不同程度。“瞻察、视、审、“是指不同检验方法。由此可见，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中以法医学为代表的最早时期也是在西周，即公元前七世纪。
春秋时代的子产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公布成文法，但在司法制度方面完全承袭西周，所以物证也没有什么发展。
这一阶段是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阶段。
第二，司法物证的发展阶段 战国——隋朝
战国时期的物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楚秦两国，他们在审案中已经十分注意证据的搜集和运用。有鉴于此，下面我们就对楚秦两国确保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制度，获取诉讼证据的方法与策略以及诉讼证据的种类问题予以分析研究。
一、确保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制度
当代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基本属性。至迟在战国，这些属性已为楚秦统治者所关注，其中对于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更是具有一套科学的审查标准和程序。所谓证据的合法性，也叫证据的许可性，是指对证据必须依法加以搜集和运用。证据的合法性不仅要求实质上的合法，而且要求程序上和形式上都必须合法，否则即属非法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从包山楚简可以看出，楚国在审理案件时，已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证据规则，其司法官员必须对证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就是例证，如果证人不具有法律规定的作证资格，其所提供的证词即属非法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应予以排除。秦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规则似不及出国严密，还只停留在经验积累的阶段。
（二）限制刑讯逼供原则
当代法治国家一般都规定，办案人员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去搜集、固定、保全和审查运用证据，并且经过查证属实之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法律禁止办案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的方法来获取言词证据。在秦国的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刑讯逼供，但同时附有限制条件，即只有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相当大的时候才能逼取口供。在楚国未发现有关限制刑讯逼供方面的材料，但从楚人对某些疑罪案件的审理原则来看，似乎是不主张刑讯逼供的。
二、获取诉讼证据的方法与策略
在办案中，使用恰当的询问方法和策略，往往有良好的效果。楚秦司法官员对次可谓驾轻就熟，兼听两辞的方法和利用矛盾的策略在审案中被广泛运用，足以证明。
（一）兼听两辞，从真去伪的审理方法。
口供在古代被奉为“证据之王”，因此，当事人陈述或供述在审讯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事人陈述或供述是指当事人自己就自己所经历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机构所作的叙述。由于当事人是案件事实的经历者，所以其陈述可以揭示案件的真实情况，对办案人员掌握案件的争议焦点有重要的价值。但因当事人是案件的厉害关系人，其陈述可能村有一定的片面性甚至虚假性，办案人员还得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对当事人陈述内容是否真实进行审查判断。《尚书》记载的周代审判程序，在开庭之始就要求“两造具备，师听五辞”。蔡沈注曰：“两造者，两争者皆至也。周管以两造听民讼。具备者，词证皆在也”⑷。楚秦诉讼继承了这一原则。既认真听取原告的陈述，又不忽视被告的供述和辩解，尤其在出国的庭审中，原告和被告的口辞都具有同等的作用。
（二）利用矛盾，揭露犯罪的审讯策略。
此处的利用矛盾，是指办案人员在询问案件当事人的过程中，用以揭露当事人的虚假陈述，进而迫使其转变态度，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的一种方法。
三、诉讼证据的种类。
证据的种类，是指根据证据的不同特征和材料来源或表现形式，在法律上所作的分类。从现有材料看，楚、秦两国司法官吏在审断案件过程中已十分注意搜集和运用证据来证明犯罪。可以说，现有国家诉讼中的证据除了视听资料外，其他种类的证据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和勘验报告等，在当时大都运用了。
（一）物证
云梦秦简《封诊式·群盗》说。逃犯戊用弩射执行逮捕任务的乙，乙将戊斩首，并缴获两具弩，二十只箭前来报告。这里的罪证弩、箭是戊实施犯罪的工具。又如《出子》中，某里士伍之妻甲告发同里大女子丙将其殴至流产，并呈送凝血状的胎儿作为罪证，这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物.⑸
（二）书证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系投书者鞠审献之。’所谓者，见书而投者不得，燔书，勿发；投者得，书不燔，狙审献之之谓也⑹。”这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引用秦律原文：有投匿名信的，不得拆看，见后应立即烧毁，能把投信人捕获的，奖予男女奴隶二人，将投信人囚禁，审讯定罪。第二款是对第一款的解释说明：看到匿名信而没有拿获投信人，应将信烧毁，不得开看；若已拿获投信人，则不要烧毁，以便根据信的内容对投信者定罪量刑。这说明，秦的司法机构在处理案件时是使用书证的。楚国的官吏在诉讼活动中更是广泛运用书证。楚人称登记名籍与户籍的薄册为“典”，“典”作为书证的一种，对及时、正确地审判诉讼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包山楚简中涉及名籍或户籍的案件，常以“典”中所记载内容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书证在楚国诉讼证据体系中的突出地位。
（三）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指了解案情的人就其直接或间接了解到的案件事实，向司法人员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楚、秦的司法机构在办理各类诉讼案件中十分重视证人证言，这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秦人在审理案件时，已注意证人证言。相比而言，楚国比秦国更重视证人证言。楚人对证人证言的搜集、审查、鉴别和运用，有一套严格细密的规定。上文在讨论确保证据合法性的制度时已指出，楚国的司法官员必须对证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作证前还要经过一些法定环节和程序，对搜集到的证人证言要制作笔录。楚国对证人证言的合法性作如此严格的审查，对于确保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对于正确办理案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当事人陈述。
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机构所作的叙述。上文已经指出，楚、秦诉讼制度继承了《尚书·周书·吕行》确立的“两造具备，师听五辞”、“罔不中听狱之两辞”的原则，在庭审中，将原告和被告的口辞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原则为后世立法者所采用。
（五）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是指受司法机构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就案件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运用其专门知识、经验或技能，进行周密的分析鉴别后所得出的结论。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构往往根据鉴定结论定案，但鉴定结论仍然会因主客观原因的影响而产生谬误，所以若要运用它定案，是必须经过认真的审查判断的经验的人。诊断检查如此细致，所得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也自然大大提高。秦人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的医学知识，充分反映出法医学在战国时期的发达程度。
（六）勘验、检查报告。
勘验、检查报告是办案人员对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人身等进行勘验、检查后写出的报告材料。
楚秦两国的诉讼证据既有统一性，又有互补性。二者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都重视当事人陈述；二者的不同之处则是楚国重证人证言并多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秦人重勘验结论并多由司法机构主动、迅速、及时地调取证据。同时，我国现行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的搜集，审查与判断的许多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楚秦两国的诉讼实践中已被运用。相应的原则与制度在当时也已普遍确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搜集证据的要求，如客观方面；专门工作和民众结合；依照法定程序；主动、迅速、及时等。第二，搜集证据的方法，如询问法；搜查和扣押物证书证；询问被告人；勘验、检查、鉴定等。第三，审判判断证据的要求，如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应查证属实等。第四，审查证据的制度，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第五，运用证据的规则，如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限制刑讯逼供；忠于案件事实真相等。总的说来，诉讼证据是诉讼的基础，一切诉讼活动也都是围绕证据而进行的，楚秦诉讼证据制度的上述合理因素，反映了立法与司法的刑罪相称，罚当其罪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⑺
秦朝在战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司法物证和检验制度。据《云梦秦简》记载，在秦朝初期就有“令吏”、“隶臣”兼施尸体伤痕检验和现场勘查工作。司法机关受理案件后，就比较重视现场勘查和法医检验，并作较详尽笔录。例如《封诊式·穴盗》“竹简上记载了某居民家被盗现场的方位，痕迹的形状和大小等情况；现场位于侧房，后墙中央有一新挖的洞，洞沿上有类似宽刃凿子的痕迹。洞外地面松土上留有穿旧了的秦綦履的痕迹。鞋痕全长一尺二寸；前掌花纹密、长四尺；中腰花纹稀，长五寸；墙洞口处留有类似人脚的登攀擦蹭痕迹；松土上留有膝部和手印各六处……⑻”又如《爱书》“经死”中详细记载了各种与案情有关的现场情况；死者尸体悬挂的位置，绳索的质地和粗细、长短、绳套的相交情况，绳套在颈部形成痕迹的颜色，舌头外伸的情况等。最后还区分了自杀或他杀应注意勘查的几个关键问题。在“贼死”中也都强调仔细勘查，以便发现、搜集各种证据和线索，弄清案情真相⑼。这些记载距现在已有二千一百多年，反映了当时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也反映了当时在缢死案件检验方面的鉴定技术和经验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除了鉴定技术外，在进行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方面，也有明确规定。首先，对于死因不明的，原则上要进行尸体检验，违反者要依法予以处罚；其次，检验和鉴定必须有专门人员来负责。从《云梦秦简》的记载来看，县里的“令吏”一职，就是专门负责检验和鉴定的国家公职人员⑽。此外，在鉴定文书的体例和格式方面，也有统一的标准式样，表明对司法鉴定已逐步趋于规范化。
汉朝在物证方面仍以口供为主，并在景帝时定有《?令》。但终汉之世，司法实践中多奉行的是“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深（从重论罪）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⑾。故治狱之吏，多以苛刻著称。对囚犯可罚立考讯，这大概是陈梁时“测立法”的初制。特别是武帝时，倡“论心定罪”，开春秋决狱之先河，司法黑暗。“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⑿。《史书·酷吏列传》所记十人，九人出自武帝之时。从昭帝至平帝六年间，每年处死刑者平均千分之一。史载：
“郡国被刑者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⒀
及至东汉滥用刑讯更为普遍：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中共中央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党内监督，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坚持党的先进性，始终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内监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
第三条 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第四条 党内监督的重点内容是：
(一)遵守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维护中央权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决议、决定及工作部署的情况；
(二)遵守宪法、法律，坚持依法执政的情况；
(三)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
(四)保障党员权利的情况；
(五)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执行党和国家有关规定的情况；
(六)密切联系群众，实现、维护、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情况；
(七)廉洁自律和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
第五条 党内监督要与党外监督相结合。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自觉接受并正确对待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二章监督职责
第六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在党内监督方面履行下列职责：
(一)领导党内监督工作，明确同级纪委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在党内监督方面的任务和要求；
(二)制定贯彻上级党组织和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关于加强党内监督工作决议、决定的措施，研究解决党内监督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三)对党委常委、委员，同级纪委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
(四)对下一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进行监督；
(五)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和基层委员会监督上级党委、纪委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派出的工作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对所属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
第七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在党内监督方面的责任：
(一)对所在委员会、同级纪委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的工作进行监督；
(二)对所在委员会、同级纪委的常委、委员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的负责人进行监督；
(三)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基层委员会委员，对本条第(一)、(二)项所列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问题和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党委常委会、同级纪委常委会提出或向上一级党委、纪委反映；
(四)中央委员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或中央纪委常委会反映。
对委员署真实姓名反映的问题、意见和建议，有关部门或人员应当及时转达，不得扣压；有关党组织应当及时研究、处理并以适当方式答复。
第八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中央纪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党的地方各级纪委和基层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领导下，在党内监督方面履行下列职责：
(一)协助同级党的委员会组织协调党内监督工作，组织开展对党内监督工作的督促检查；
(二)对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情况进行监督；
(三)检查和处理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
(四)向同级党委和上一级纪委报告党内监督工作情况，提出建议，依照权限组织起草、制定有关规定和制度，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
(五)受理对党组织和党员违犯党纪行为的检举和党员的控告、申诉，保障党员的权利。
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的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监督职责。
纪委对派驻纪检组实行统一管理。派驻纪检组按照有关规定对驻在部门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
党的地方和部门纪委、党组纪检组可以直接向上级纪委报告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
第九条 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在党内监督方面的责任：
(一)对所在委员会及其派驻机构、派出的巡视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
(二)对所在委员会常委、委员和派驻机构、派出的巡视机构的负责人进行监督；
(三)党的地方各级纪委委员和基层纪委委员，对本条第(一)、(二)项所列纪检机关(机构)和党员领导干部的问题和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纪委常委会、同级党委提出或反映，对所在委员会委员、常委的意见还可以向上一级党委和纪委反映；
(四)中央纪委委员对中央纪委常委的意见，署真实姓名以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向中央纪委常委会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反映。
对委员署真实姓名反映的问题、意见和建议，有关部门、机构或人员应当及时转达，不得扣压；有关党组织应当及时研究、处理并以适当方式答复。
第十条 党员在党内监督方面的责任和权利：
(一)及时向党组织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二)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在党的会议上或向党的组织提出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反映，但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决定相反的意见；
(三)在党的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四)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纪违法的事实，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五)参加党组织开展的评议党员领导干部活动，发表意见。
第十一条 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除履行党员的监督责任和享有党员的监督权利外，按照有关规定对其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进行监督，反映所在选举单位党员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章 监督制度
第一节 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
第十二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党的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要关心全局工作，积极参与集体领导。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应当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支持领导班子成员在职责范围内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领导班子成员要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维护和增强领导班子的团结。
第十三条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应当制定、完善并严格执行议事规则，保证决策科学、民主。
按照议事规则应当由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必须列入会议议程。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讨论决定事项，应当充分发表意见，对于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应当认真考虑。各种意见和主要理由应当如实记录。讨论干部任免事项，还应当如实记录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的情况。领导班子成员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并署名。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决定重要事项，应当进行表决。表决采用口头、举手、无记名或记名投票等方式。表决结果和表决方式应当记录在案。
第十四条 对于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而未经集体讨论，也未征求其他成员意见，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的，除遇紧急情况外，应当区别情况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
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不遵守、不执行集体的决定，或未能按照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履行自己的职责，给工作造成损失的，应当追究责任。
第二节 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
第十五条 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决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根据需要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通报或向全党通报。
地方各级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一般应当向下属党组织和党员通报，根据实际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会议的内容和本地区的重要情况，根据需要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通报或向本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通报。
第十六条 党的各级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需要将有关决策、重要情况向本次党的代表大会代表通报。
第十七条 党组织对于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事关全局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情况以及重大问题，应当按照规定时限和程序向上级党组织报告或请示。同时，地方各级党委应当在职权范围内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支持政府和有关方面独立负责地处理好有关问题。
对隐瞒不报、不如实报告、干扰和阻挠如实报告或不按时报告、请示的，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对下级请示不及时答复、批复或对下级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在职责范围内不及时处置，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八条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向党组织如实报告个人重大事项，自觉接受监督。个人重大事项的具体内容，另行规定。
第三节 述职述廉
第十九条 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
中央纪委常委会向中央纪委全体会议报告工作。
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纪委常委会分别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报告工作一次。
设常委会的基层党组织的党委常委会、纪委常委会分别向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报告工作一次。
第二十条 中央各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地方各级党委、纪委和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的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在届中和换届前一年在规定范围述职述廉一次。
基层党委、纪委，党总支、党支部负责人，每年在规定范围述职述廉一次。述职述廉时可以邀请群众代表参加会议。
在届中和换届前的述职述廉后，上一级党组织应当结合当年的年度考核组织民主评议或民主测评。
第四节 民主生活会
第二十一条 党组织应当坚持和健全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按照规定开好民主生活会。通过民主生活会，统一思想，改进作风，加强监督，增进团结，提高依靠自身力量解决问题和矛盾的能力。
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定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
第二十二条 领导班子召开民主生活会要切实保证质量。民主生活会的主题应当按照上级党组织的要求、针对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定。
领导班子成员在民主生活会上，应当针对自身存在的廉洁自律方面的问题以及党员、群众、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和下级党组织提出的意见，负责任地作出检查或说明，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对开好民主生活会负责，并承担制定和落实领导班子整改措施的领导责任。
第二十三条 党员、群众和下级党组织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意见、民主生活会情况和整改措施，应当按照规定如实上报，并将民主生活会情况和整改措施及时在一定范围通报。
党员有权了解本人所提意见和建议的处理结果。
第二十四条 上级党组织应当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指导和监督。发现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主题不符合要求，应当提出明确意见，必要时可以直接确定；认为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不符合规定要求，可以责令重新召开。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领导班子成员，除参加所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外，每人每年应当参加一个以上省部级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了解情况。
地方各级党委、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领导班子成员，除参加所在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外，每人每年应当参加一个以上下一级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了解情况。
第五节 信访处理
第二十五条 各级党委、纪委通过信访处理，对下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实施监督，及时研究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重要问题。对重要信访事项的办理，应当督促检查，直至妥善处理。
第二十六条 凡向党组织检举党员或下级党组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以及党员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权益行为的，党组织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调查处理。党员署真实姓名检举的，应当视情况将处理结果告知该党员，听取其意见。
第六节 巡视
第二十七条 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建立巡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
第二十八条 巡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一)了解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和工作部署的情况，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政勤政的情况，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情况，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情况，中央要求巡视的其他事项；
(二)向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报告巡视工作中了解到的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 巡视组可以根据巡视工作需要列席所巡视地方的党组织的有关会议，查阅有关文件、资料，召开座谈会，与有关人员谈话，了解和研究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的有关领导干部的重要问题。
巡视组不处理所巡视地方的具体问题。
第七节 谈话和诫勉
第三十条 各级党委、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和党委组织部门负责人，应当不定期与党委工作部门、直属机构、派出机关以及相当于这一级别的党组(党委)和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谈话，主要了解该地区、该系统、该单位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实施党内监督的情况和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廉政勤政的情况，提出建议和要求。
第三十一条 党委(党组)或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任职谈话，应当把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廉政勤政方面的要求和存在的问题作为重要内容。
第三十二条 发现领导干部在政治思想、履行职责、工作作风、道德品质、廉政勤政等方面的苗头性问题，党委(党组)、纪委和党委组织部门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及时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对该领导干部提出的诫勉要求和该领导干部的说明及表态，应当作书面记录，经本人核实后，由组织(人事)部门或纪律检查机关留存。
第八节 舆论监督
第三十三条 在党的领导下，新闻媒体要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通过内部反映或公开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听取意见，推动和改进工作。
第三十四条 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党性原则，遵守新闻纪律和职业道德，把握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
第九节 询问和质询
第三十五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有权对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询问或质询。
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有权对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决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询问或质询。
第三十六条 询问可口头提出，也可以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提出。有关部门应当作出说明。
第三十七条 询问人在对有关部门所作的说明不满意的情况下，可以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对同一问题提出质询。有关部门应当作出书面解释或答复。
对质询中发现的问题，有关党组织应当及时研究处理。质询人利用质询故意刁难、无理纠缠的，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追究责任。
第十节 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
第三十八条 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有权向上级党组织提出要求罢免或撤换所在委员会和同级纪委中不称职的委员、常委。
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有权向上级党组织提出要求罢免或撤换所在委员会不称职的委员、常委。
受理罢免或撤换要求的党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处理。
第三十九条 罢免或撤换要求应当以书面形式署真实姓名提出，并有根据地陈述理由。
提出罢免或撤换要求应当严肃慎重。对于没有列举具体事例，不负责任地提出罢免或撤换要求的，给予批评教育；对于捏造事实陷害他人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第四章 监督保障
第四十条 各级党委、纪委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发挥监督作用。
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正确履行职责，自觉接受监督。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党内监督职责、不遵守党内监督制度的，视情节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第四十一条 各级党组织应当认真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健全工作制度，有效防范各种违纪行为的发生。对党组织和党员反映的问题，应当认真处理。
第四十二条 鼓励、支持、保护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党员、党的代表大会代表在党内监督中发挥积极作用。对署真实姓名反映问题或检举、控告违纪违法行为的，党组织和有关人员应当为其保密；对泄露的要追究责任。对检举、控告党员或党组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经查证属实的，给予表扬或奖励。对打击报复监督者的，对以监督为名侮辱、诽谤、诬陷他人的，以及在监督中有其他违纪违法行为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第四十三条 党组织发现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或接到检举、控告，认为需要查明事实、纠正错误、追究责任的，按照职责和权限，及时调查处理。
经过调查，需要追究党组织责任的，责令其纠正错误或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需要追究党员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处分；没有发现被调查的党组织或党员有违反规定行为的，应当作出书面结论，消除影响。
第四十四条 党员、党组织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处理决定的党组织申诉。有关党组织应当认真复议、复查，并作出结论。如仍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申诉。
申诉期间，不影响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党组织实施党内监督的规定，由中央军委参照本条例制定。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委商中央组织部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