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上，不宜构造出一个潜在地包含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一元人格权。这种模式忽视了人格利益的特性，损害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来自德国民法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无法与中国民法理论和制度衔接，并且自身也存在过度限制法律对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手段的缺陷，不值得借鉴。比较合适中国的做法是确立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当存在人格法益保护漏洞的时候，诉诸这一原则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
一、引言
随着我国民事立法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格权立法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民法学界针对未来中国民法典中，究竟有无必要单独设置人格权编，尚没有形成一致看法[1]。但笔者认为，这一分歧并不妨碍目前民法学界通力合作，制定一部单行的人格权法。关于人格权立法的必要性，学界并不存在分歧，存在分歧的是未来中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安排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民法学界完全可以先解决人格权立法问题，至于说这部分立法，如何纳入未来中国民法典中，则可以继续讨论下去。其实，不仅拟议中的人格权法会面临这一问题，即使已经制定的《合同法》、《物权法》以及《侵权责任法》，它们以何种方式整合到未来的民法典中，仍然是开放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人格权立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所谓非典型人格利益，是指没有被类型化的、典型的人格权所涵盖的人格利益。典型的人格权所保护的也是人格利益，它在性质上与非典型人格利益并无区别。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典型人格利益，民法采取了赋予利益享有人以“主观权利”的形式来进行保护，而对于非典型人格利益，则没有采取这种法律保护的形式[2]49。那么民法如果要对非典型人格利益提供保护的话，应该采取何种路径?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二、一元模式（完全的权利化）及其弊端
关于民法对非典型人格利益予以保护的必要性，是一个毋需多说的问题。任何一种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正当且合法的利益，民法都会以某种方式提供保护，这不会因为有关的利益是否被赋予了权利这样的外衣而存在区别。如果这样，需要提出来加以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民法对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都会加以保护，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区分“典型人格利益”和“非典型人格利益”呢?如果我们抛弃这样的划分，以某种方式构造出一个涵盖了所有的人格利益的统一的人格权，那么民法如何保护非典型人格利益的问题不就自动消解了吗?
的确如此。典型人格利益与非典型人格利益的区分，正是以人格利益上的不完全的权利化为前提的。如果我们构造出一个囊括所有形态的人格利益的人格权，那么上述“典型人格利益”/“非典型人格利益”的划分的确就失去了意义。考虑到这也是一种解决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的思路（虽然它以取消“非典型人格利益”这一概念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本文也将其作为一种可能的，对非典型人格利益进行保护的模式加以分析。
笔者在先前的一篇论文中曾经对这一思路进行过比较详细的分析[3]。这一思路的要点在于，它从人格统一性理论出发，认为人格利益也是一种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利益整体。所以在法律上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构造出一个一元的、统一的、整体的人格权。这一人格权所保护的人格利益就是作为整体的人所享有的完整的人格利益。在这种模式中，自然人所享有的生命、身体、健康、姓名、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都是作为整体的人格利益的一种特殊表现，它们也作为整体的人格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受到保护，当它们被侵犯时，也是作为整体的人格利益受到侵犯的一种特殊表现[4]355-405。
构造出一个一元的、涵盖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人格权，其实就等于放弃了在人格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上的传统的“典型性”的原则。在这样的模式之下，这个统一的人格权的客体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和边界，一切取决于如何解释“人格利益”这个概念。由于人格利益这个概念的开放性，它的内涵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丰富，因此也不会出现某种人格利益在民法上的保护“法无规定”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它克服了法律形式主义和权利实证化的缺陷。但问题在于，正是由于“人格利益”内涵的高度开放性、不确定性，也同时会带来法律适用上的高度的不确定性。而法律适用上的确定性，同样是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的法律价值，否则的话，法律将失去其行为指引和规划功能，社会生活难以有序展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元化的、涵盖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人格权，这种理论模式，在结构上非常类似于大陆法系传统中的“所有权”的制度构造。大陆法系传统中的所有权，体现的是对所有人对作为所有权的客体的物的一种最广泛、最绝对的支配和控制。所有权的内涵从理论上来讲是无限的，不可能以正面的方式穷尽地进行列举，只能从反面列举出所有权所受到的限制。那么为什么大陆法系可以构造出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所有权概念而没有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人格权的问题上就不能走这条路呢?关键在于，所有权所针对的“有体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自然界一般都具有某种有形的外观。这一外观能够以相对直观、清晰的方式来提醒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的边界在哪里，因此一个内涵及其广泛的所有权的存在，一般而言，不会造成非权利人活动的法律后果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人格利益的存在形态就比较复杂了。虽然说生命、身体、健康、肖像的存在，还具有某种程度的外在性，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则根本没有一个直观的外在形态。如果没有事先确定的相对清晰的保护范围，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就很难准确评判自己的行为，究竟是否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利益。因此，一个一元化的、涵盖所有类型的人格权，在事实上很难具有一种真正的行为规范和指引的功能，它必须要借助于司法判例，来逐渐形成一些更加具体的关于人格利益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强度的规则。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它必然是一个空洞的，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权利类型。
如果是这样，那么一元化模式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通过事先确定一系列具体规则的方式，来调整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人格权关系的立法模式，毋宁说是在人格利益的民法调整问题上，全盘地、概括性地授权法官借助于个案对人格利益的界定，通过司法判例积累的方式来逐渐形成相应的规范。这样的思路，且不说它的正常运作需要许多相当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当下，基本上不具备）和相当长的时间，在人格权立法的时代，选择走判例法化的道路，显然是不合适的。
作者在先前的论文中比较详细地剖析了这一思路的主要缺陷。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人格权的基本理论中，“权利化”的路径，本来就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这是因为，人格利益在社会生活中更多呈现出交互性、关系性的特征，法律对涉及人格利益的保护，需要针对不同的人格利益形态，确定不同的保护范围、保护强度和保护方法。因此，民法在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上，采取“权利化”的路径，其主要的目的与民法在财产关系的调整上所采取的“权利化”的路径，表面上类似，实质上却有本质区别。有学者指出，传统的“权利”理论，主要围绕财产权建构起来，其目的在于通过构造一系列自主支配的领域，从而达到定分止争的效果[5]13。如果把权利看作是一种法律上的“力”，这种传统的权利理论并不适用于人格权。人格权的确保护权利人不可侵犯的个人生活领域（privatesphere），在这个范围内没有权利人的同意，不许他人进行干涉。但法律没有规定人格权享有者对其人身的“权力”，至少没有规定人本来就没有的权力;法律只保护人之所以为人被赋予的权利[6]278。正因为如此，传统民法理论，在将人格利益“权利化”的过程中，曾经不无疑虑。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德国民法典》823条中列举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时候，仍然避免使用“权利”的字样。
虽然说经过理论的发展，在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上，采取“权利化”的路径，学界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但仍然要注意到，不同类型的人格利益所承载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民法对生命、健康等人格法益提供的是最高程度的、近乎无条件的保护，但对名誉、隐私等人格法益的保护，就必须更多地考虑相关的公共利益的权衡问题。因此，人格利益保护的“权利化”，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在权利与他人自由之间精确划界、在个体需求与公共利益之间审慎权衡的需要。人格权立法所追求的，恰恰是法律对社会生活精细化的调整。
从这个角度看，建构一个一元化的、内涵宽泛无边的人格权，无疑与人格权立法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因此不应当采纳。
三、“一般人格权”保护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可适用性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上，采取完全的“权利化”的保护模式并不合适。因此，必须采取部分的权利化，也就是将部分典型的人格利益，归纳提炼成为一系列保护对象典型，保护范围确定的人格权。只有这样，才符合人格权立法所追求的精细化调整的目标。但由于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以及立法者归纳和提炼能力的有限，这种保护方法，必然导致有些人格利益没有被纳入到任何一种既有的典型人格权保护的范围之中，由此产生人格利益保护上的缺漏。换言之，在这种保护模式之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本文所讨论的非典型人格利益的问题。
针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目前在中国民法学界影响最大，最有可能被人格权立法所采纳的保护模式是借助于所谓的“一般人格权”概念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一般人格权概念来自于德国民法理论和实践，是德国法上借以实现对人格利益进行保护的概念工具。笔者在先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德国法上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7]。在本文中，着重分析这一模式对中国的可适用性问题。
要了解德国法上发展出来的一般人格权理论，首先需要弄清楚这一理论与上文分析的人格权的一元化的理论模式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来说，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这表现在二者都试图赋予非典型人格利益以某种“权利”的外观。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一般人格权理论之下，虽然非典型人格利益穿上了“权利”的外衣，但同时被界定为“框架性权利”（Rahmen-recht）。框架性权利与普通权利的区别主要是侵权行为法层面上的。具体来说，在确定侵权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的时候，如果侵犯的是普通的绝对权，那么只要侵害行为符合了侵权的事实构成要件，那么就自动地指示出有关行为的“不法性”。这就是所谓的“结果不法”说[8]85。但如果侵犯的是框架性权利（在德国的语境中，除“一般人格权”外，“营业权”也是框架性权利），根据德国民法理论，在有关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的认定问题上，不采取“结果不法”说，而是采取“积极确定不法性”[8]85。所谓积极确定不法性，就是说，某一行为损害了他人框架性权利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自动地指示出该行为的不法性，而是必须以积极的方法来确定侵害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具体就“一般人格权”而言，单纯损害一般人格权的事实，并不自动指示损害行为的不法性，要确定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必须进行法益衡量，必须通过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在该案件中可以达到的范围[9]。
通过所谓“框架性权利”的定性，德国民法对侵犯典型的人格权，与侵犯被归纳到一般人格权概念之中的非典型人格法益，在损害赔偿的救济问题上，采取了区分式的保护模式。后者实质上授权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做出裁量，前者更多地采取规则化的调整方法。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比较好地处理了典型人格权的保护与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借助于“不法性”认定这个控制阀门，较好地均衡了法律的安全性（它表现为行为人事先预知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与法律的灵活性（它表现为法官可以通过一般人格权概念，与时俱进地推进对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因为这一原因，这一理论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学界所推崇。但问题在于，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理论，究竟是否可以顺当地嫁接在中国民法体系中?经过研究，笔者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理论，与德国相对封闭的侵权行为法的构架有密切联系。因此，如果中国的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构架不同于德国侵权行为法的构架，那么移植这一理论就存在重大障碍。2009年制定的《侵权责任法》在基本结构上究竟更加接近德国模式还是法国模式，对此学界还在讨论中，但至少从条文字面看（而不是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解释论操作之后），中国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结构更加接近于法国模式，恐怕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此，德国式的，将非典型人格利益披上“权利”的外衣，从而将其纳入到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规范射程之中的努力，“在中国的语境中根本上就是多此一举的。”[10]事实上，它们是否被叫做“权利”，在中国侵权责任法的基本构架中，并不影响它们是否能够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注：参见《侵权责任法》第2条。关于中国侵权责任法究竟是否对权利和利益采取区分式的保护，相关的论述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以下。）。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侵权法理论并不将“不法性”作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因此德国理论上通过“不法性”认定的不同方法，作为区分“普通权利”与“框架性权利”的标准的做法，在中国无法落实。因此中国民法理论借鉴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理论，难免会产生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的结果必然是使得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中流变为上文分析的一元化的人格权概念，而这恰恰是我们在人格权立法过程中试图避免的结果。
退一步说，即使中国民法学界恰当地理解了德国民法理论中的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功能，还是必须注意到，这个概念在德国的语境中仅仅只是在损害赔偿救济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并不具有将非典型人格利益，进行权利化处理之后所具有的一般性意义。具体来说，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在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概念操作之后，也只限于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给予侵权损害赔偿层面上的救济。但问题在于，法律上对利益的保护并不局限于损害赔偿救济，也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救济手段。对于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而言，后者有时更加重要。单一的损害赔偿的救济方法，容易导致人格利益被强制性地纳入到市场交换的逻辑之中。那么除了损害赔偿之外的这些救济方法是否可以在“一般人格权”的框架之下实现呢?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救济手段（也包括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救济手段），主要是作为对绝对权的保护手段而存在。要使得一般人格权能够获得这些救济，必须以一般人格权具有普通的绝对权的性质为前提。而这一点恰恰是德国民法理论努力排除的：一般人格权最重要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具有普通的人格权所具有的那种绝对权性质。
弄清楚了这一点，就可以明了德国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理论的特点。这种特点同时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缺陷，因为它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局限于从损害赔偿的角度来看待非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这仍然是传统民法的财产中心主义的一种残留[11]。中国民法如果要摆脱这一缺陷，那么就不能照搬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更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对非典型人格利益进行保护的制度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在体系上试图摆脱以“损害赔偿救济”为中心来建构侵权行为法的民法传统，而是力图建构出一个完整的包括事前预防、事后救济的民法保护体系，因此无论是典型的权利，还是非典型的利益，在原则上都可以享有全面的保护，而并非局限于损害赔偿救济。《侵权责任法》第21条规定：“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这里提到的“人身”，当然包括非典型的人格利益。由此可见，我国民法并未把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局限在损害赔偿的救济之上，而是同样提供全面的救济手段。就此而言，即使从制定法的层面上看，我国在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上，也不再适宜借鉴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理论框架。
四、基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保护非典型人格利益
立足于上文的批判性的分析，笔者主张在中国的人格权立法中，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可以立足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相对于前面提到的保护模式，这是一种更妥当的制度构架。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在中国的人格权立法中，首先需要确定“人格保护”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构成整个人格权立法的价值基础。在这一原则的统领下，规定一系列典型的人格权（例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等）。对于未被典型的人格权所涵盖的非典型人格利益，如果有保护的必要，可诉诸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获得民法上的保护。这样的保护包括但不局限于损害赔偿的救济，在有必要时，也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各种救济手段。当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基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判案，对非典型人格利益提供法律保护时，必须符合适用法律原则处理案件时必须遵守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包括但不局限于：对判决结果的实质合理性与妥当性，需要有更加充分和严格的论证;更加关注人格保护原则与其他法律原则和法律价值的权衡;更加注重相关案件可能具有的“先例”意义，以及在社会政策层面上可能产生的系统性后果等等（关于运用法律原则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46页以下。）。诉诸于“人格保护”原则，应该遵循法律适用上的“避免向一般条款逃逸”的规则：如果有具体的规则可以遵循，应该尽可能适用规则，而不轻易诉诸于基本原则来做出判断，只有在的确有必要的时候，才可以援引法律原则来判案。
为了进一步论证笔者的上述主张，首先需要分析民法上对利益给予保护时，区分“权利化了的法益”与“未权利化的法益”的深层次的理由。我国民法学界注意到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侵权行为法发展的趋势是区分“权利”与“法律上的利益”，对二者的损害赔偿救济设置不同的控制要件。对侵害“法律上的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往往要求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来认定是否给予损害赔偿救济，或者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为故意并且违背善良风俗。主流学说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限制对所谓的纯粹经济损失给予损害赔偿救济，由此可以比较好地协调“法益保护”与“他人自由的保障”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诉求[12]295。但严格说来，在侵犯权利造成的损害与所谓的纯粹经济损失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注：事实上，即使在德国法上，所有权的内涵本身也并不确定。所谓“继续性侵蚀”以及“功能侵害”等理论就表明了这一点。See．B．S．Markesinis＆H．Unberath，The German Law of Torts：A Comparative Treatise4，Hart Publishing，Oxford and Portland，2002，p．50．）。法律上对二者之所以采取“差别待遇”，在根本上来源于两种不同的法律推理和适用模式。
在侵权行为法的视域中，对任何法益所造成的损害，是否给予损害赔偿救济，都必须要进行利益衡量和政策判断，然后得出是否给予救济的结论。如果这方面的权衡在立法阶段就已经得到充分考虑，并且立法者已经把经过利益衡量、政策判断之后得出的结论，归纳为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文，那么司法者原则上就不再需要从事这一工作。这时的法律适用，往往表现为三段论式的法律形式推理。但如果立法者基于各种考虑，在立法阶段没有能够进行相应工作，那么法官就必须在个案裁判中从事本来应该由立法者进行的利益衡量和政策判断工作，这时的法律适用往往表现为一种非三段论式的实质推理（因为这时不存在法官可以直接适用的条文，充其量只有内涵不确定的法律原则作为其判断的出发点）。
弄清楚了民法上存在的“权利”?“利益”的区分保护模式的实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民法之所以尽量将典型的法益的边界、内涵界定清楚，并且赋予其权利的形态，主要目的在于增加法律的确定性，以及体现“立法者优位”这一民主政治原则，并不是因为未获得权利化形态的利益，与获得权利化形态的利益相比，具有某种“劣后”性质。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在上文批评了德国的一般人格权理论。因为这种理论，把民法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潜在地限制于损害赔偿的救济手段之中。这不符合现代社会中日益受到强调的“人格保护”的价值诉求。
民法在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给予保护的时候，之所以更多地强调要更多地基于利益衡量来判断是否给予保护，不是因为这种利益本身的合理性值得怀疑，而是因为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的范围，强度和保护方法，这些问题没有在立法者那里得到精确考量，因此司法者不得不接续立法者的工作。
从这个角度看，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模式的考虑，不应该局限在损害赔偿救济的有无这个问题之上，它应该有着更高的层次。这也正是笔者主张通过“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的基本理由。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并不局限于损害赔偿问题，而是潜在地与民法上的各种救济和保障措施相联系。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人格保护不能完全依托于传统的损害赔偿法的框架。
其次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有必要借助于人格权立法的契机，在中国民法中正式确立“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笔者在先前的一篇论文中已经论证了“人的保护”已经逐渐成为现代民法的价值基础[11]。相关的论证，这里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在欧美主要国家，“人格保护”作为法律原则，或者作为基本的法律价值，往往规定在宪法或基本法之中。然后借助于有效运作的违宪审查制度，将这一原则全面渗透到民法各项制度之中。在中国，由于违宪审查制度的缺失，宪法缺乏实质上的拘束力和执行力，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恐怕难以复制欧美的路径。基于这一考虑，笔者认为，民法的立法者有必要在民法的层面上，明确将“人格保护”确立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样的话，即使不借助于民法宪法化的话语模式，民法也具备了落实“人格保护”这一体现现代法律文明的核心价值的规范基础[13]。规定“人格保护”法律原则的最合适的地方，毫无疑问就是在拟议中的《人格权法》的开篇之处。
有了明确规定的“人格保护”原则，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将迎刃而解。这一原则，一方面是一种法律价值的公开宣示，在另一方面，也是面向法官的授权。它授权法官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根据这一原则的精神，处理立法者没有预见到的人格保护问题，去面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型的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这一原则，将成为中国的人格权法发展的源头活水。
运用法律原则来实现法律规范的漏洞填补和动态发展，对于中国民法学界而言，这种做法并不陌生。在学界制定合同法草案的时候，曾经建议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援引诚实信用原则判案，并且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14]。笔者支持法官在必要时有权援引法律原则来处理案件，但不赞同法官适用法律原则来处理案件时，必须进行某种特别的审级上的控制。只要处理案件的法官明确地意识到运用法律原则处理案件的时候，必须承担更多的实质正当性的论证责任（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意义上的）;必须如同一个立法者那样，进行精细的利益衡量和政策判断（瑞士民法典第1条意义上的），对案件判决的后果，社会意义，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波斯纳的法律实用主义意义上），那么不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法院的批准，我们也可以对法官判决的合理性具有足够的信心。
避免最高法院介入的另一个实质性理由是，让运用“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处理案件的判例自身保持一种弹性，本身是有益的。这样可以通过不同判例的竞争，来淘汰那些不合理的判例中的司法立场，逐渐巩固合理判例中的意见。如果案件必须通过最高法院的批准，那么它似乎一下子就具有了获得最高法院认可的“指导案例”的权威地位，这反而不利于逐渐筛选出优秀的、合理的判例。
五、结论
在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上，不宜构造出一个潜在地包含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一元人格权。这种模式忽视了人格利益的特性，损害法律适用的基本的可预测性。来自德国民法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无法与中国民法理论和制度衔接，自身也存在过度限制法律对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的缺陷，不值得借鉴。合适中国的做法是确立“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当存在人格法益保护的法律漏洞的时候，诉诸这一原则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
结合上文的论述，本文为拟议中的《人格权法》应当确定的“人格保护”的基本原则，拟定如下条文：“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人格尊严，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注释:
[1]王利明．人格权制度在中国民法典中的地位［J］．法学研究，2003，(2);梁慧星．民法典不应该单独设立人格权编［N］．法制日报，2002－8－4．
[2]Adriano De Cupis．I diritti della perosnalità［M］．Milano，1982．
[3]薛军．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的人格权立法［J］．法商研究，2004，(4)．
[4]Cfr．，D．Messinetti．Personalità(diritti della)，in ED，XXXIII［M］．Milano，1983．
[5]Cfr．，C．M．Bianca．Diritto civile(VI)．la proprietà［M］．Milano，1999．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部科技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等四个文件的通知
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部科技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等四个文件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天津市、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天津市市政公路管理局，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部属各单位，大型交通运输企业：
为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加快推进交通运输行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针对当前科技项目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部制订了《交通运输部科技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了加强科技成果公开、项目负责人监督管理和评审专家监督管理三个方面的有关工作要求。现将4个管理文件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交通运输部（章）
2013年8月5日
交通运输部科技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平竞争，保障科技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交通运输部科技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和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和《科技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对列入交通运输部科技计划，获得部经费支持，以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科技项目，应按本办法招标确定承担单位。
第三条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科技项目，可以不实行招标投标：
（一）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的；
（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四条 招标投标工作应严格遵循公开、公正、公平、择优和信用的原则。
第二章 招 标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是依照本办法提出招标需求的科技项目招标人（以下简称“招标人”），具体招标工作授权部科技主管部门负责。
第六条 科技项目的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
达到公开招标限额标准的科技项目一般应采取公开招标。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须在财政部门制定的政府采购信息媒体上发布招标公告。
对满足下列情形之一的科技项目，可邀请招标：
（一）专业性强、有特殊要求或者受自然条件限制，只有少量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的；
（二）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项目合同金额比例过大的。
第七条 科技项目招标具体事宜可由招标人自行组织或委托招标代理机构负责。
第八条 委托招标代理机构招标的，招标人应当与招标代理机构签订委托协议，确定委托代理的事项，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九条 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一）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
（二）招标项目的类别和名称；
（三）招标项目的主要目标；
（四）获取招标文件的办法、地点和时间；
（五）对招标文件收取的费用。
第十条 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项目本身的特点，在招标公告和投标邀请书中要求潜在投标人填报投标报名单（附件1），提供有关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并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公布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名单。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向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购买招标文件。
证明文件包括：
（一）既往业绩；
（二）研究人员素质和技术能力；
（三）研究所需的技术设施和设备条件；
（四）如有匹配资金，提供匹配资金的筹措情况及证明；
（五）相关的资质证明。
第十一条 在招标中，投标人不足3家的应予废标。废标后，招标人应当将废标理由通知所有投标人。
第十二条 废标后，招标人应当重新组织招标，直至投标人达到3家及以上；需采取其他方式确定承担单位的，应获得财政部批准。
第十三条 招标人根据招标项目的要求组织编制招标文件（附件2）。除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外，招标文件不得有针对或排斥某一潜在投标人的内容。
第十四条 招标人制定综合评标标准时，应考虑技术路线的可行性、先进性和承担单位的研究开发条件、人员素质、资信等级、管理能力等因素，并考虑经费使用的合理性。
第十五条 招标人按招标公告或招标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地点发售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发售后不予退还。在招标文件售出后，招标人如对招标文件进行修改、补充或澄清，应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15日前再次发布公告或以书面形式告之投标人，并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不足15日的，招标人应当顺延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对招标文件有重大修改的，应当适当延长投标文件截止日期。
第十六条 潜在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义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以书面形式提出。招标人自收到疑义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
第十七条 招标人必须对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以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其他情况进行保密。
第十八条 从招标公告发布或招标邀请书发出之日到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不得少于30日。
第三章 投 标
第十九条 投标人是指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和其它社会组织。投标人参加投标必须按照招标公告要求填报投标报名单（附件1），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与招标文件要求相适应的研究人员、设备和经费；
（二）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和相应的科研经验与业绩；
（三）资信情况良好；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条 投标人应向招标人提供投标文件（见附件3）一式2份，投标文件必须加盖依托单位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印章，并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第二十一条 对于有依托工程要求的科技项目，应由研究单位与建设方或施工单位联合投标，联合投标时应明确第一承担单位。联合体投标的应向招标人提交联合协议，载明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义务。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并就合同约定的事项对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二条 投标人应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指定地点。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应对收到的投标文件签收备案。投标人有权要求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提供签收证明。对在规定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收到的投标文件，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应不予开启并退还。
第二十三条 投标人可以对已提交的投标文件进行补充和修改，必须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以书面形式送达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否则不予受理。
第二十四条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必须对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内容保密，不得泄露给其他投标人。
第四章 开 标
第二十五条 开标由招标人主持，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公开进行，并邀请有关单位代表和投标人参加。
第二十六条 开标时，投标人或其代表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确认无误后，由工作人员当众启封并宣读投标人名称、技术方案及其他主要内容。开标过程应记录在案，招标人和投标人代表在开标记录上签字或盖章。
第二十七条 投标文件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视为无效：
（一）投标文件未加盖投标人公章或法定代表人未签字或盖章；
（二）投标文件未按规定格式填写，字迹模糊，辨认不清或者内容不全的；
（三）投标文件与招标文件规定的实质性要求不符；
（四）投标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开标会议的。
第二十八条 无效投标文件应当在开标会当场确认并公布。
第五章 评 标
第二十九条 招标人负责组建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和邀请的技术、经济等方面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组成，总人数为7人以上的单数，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其中经济专家占专家人数的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投标人或与投标人有利益关系的人员不得进入评标委员会，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必须保密。
第三十条 评标专家应当熟悉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的相关政策法规，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招标纪律，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8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
第三十一条 招标人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评标工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影响评标过程和结果。
第三十二条 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中不明确的地方进行必要的澄清、说明或答辩，但不得超过投标文件的范围，不得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不得阐述与问题无关的内容，未经允许投标人不得向评标委员会提供新的材料。
第三十三条 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综合评标标准和方法，采用综合评分法开展评标工作。
第三十四条 评标委员会依据评标结果，提出书面评标报告，向招标人推荐中标候选人名单并注明排序。中标候选人应不超过3个。评标报告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对投标人的技术方案评价，技术、经济风险进行分析；
（二）对投标人承担能力与工作基础评价；
（三）推荐满足综合评标标准的中标候选人；
（四）需进一步协商的问题和其他要求；
（五）对投标人进行综合排名。
第三十五条 招标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3日内公示中标候选人，公示期不得少于3日。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作出答复前，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
第六章 定 标
第三十六条 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的书面评标报告和经公示无问题的中标侯选人，进行综合评定后，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也可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第三十七条 招标人应在开标之日后10日内完成定标工作，特殊情况可延长至15日。
第三十八条 定标后，招标人应发布中标公告。中标公告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一）招标人、招标人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二）招标项目的类别及名称；
（三）中标人名称。
第三十九条 招标人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据此与中标人签订科技项目合同，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所有未中标的投标人。中标通知书（附件4）对招标人和中标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四十条 招标人和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遵守招标纪律，不得扩散审查、澄清、答辩、评价比较投标人的有关情节、资料等情况，不得泄露投标人的技术秘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一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可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一经查实，将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并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地方各类交通运输科技项目的招标投标工作可参照本办法管理。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部科技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加强交通运输部科技成果公开工作的有关要求
为促进科技资源共享，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提高科技创新对交通运输发展的贡献率，依据国家及交通运输部有关规定，现提出加强交通运输部科技成果公开工作有关要求如下：
一、公开范围
对列入交通运输部科技计划的应用基础研究项目，交通运输建设科技项目，信息化技术研究项目，标准、计量及质量研究项目，科技成果推广项目，企业技术创新项目，其产生的科技成果均应向社会公开。
二、公开方式
科技成果由项目第一承担单位通过交通运输科技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向社会公开。
三、公开内容
科技成果公开的内容包括：项目详细的研究内容；科技成果的技术特点、性能指标、成熟度、适用范围和条件，成果应用情况及成果应用规模、效果及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含环境效益）等。
法律规定、涉及国家安全或技术秘密，以及特别约定不能公开的内容除外。
四、相关要求
1. 凡承担我部科技计划项目的各有关单位均有公开相应科技成果的义务。
2. 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应根据国家保密以及知识产权管理相关规定，对公开内容进行相关审查、做出科技成果公开承诺（附件5）并承担相应责任。
3. 对于在研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应在申请验收（鉴定）时提交拟公开的科技成果详细内容（附件6）及加盖公章的科技成果公开承诺书。科技成果公开内容应经验收专家组审定，并于5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布。
4. 对于已验收的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应在通知下发之日起的30日内公开科技成果，并将加盖公章的科技成果公开承诺书报西部交通建设科技项目管理中心。
5. 科技成果公开不及时或公开内容不满足要求的项目第一承担单位，部科技主管部门将纳入其科研信用记录。
关于加强交通运输部科技计划项目负责人管理的有关要求
交通运输部科技计划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是推动交通运输行业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资源和载体，项目负责人是项目顺利实施的核心力量。为进一步加强项目负责人管理，确保科技项目按时高质量完成，有效提高科技资源使用效率，现提出如下要求：
一、项目负责人应为项目第一承担单位的在职职工。退休人员、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原则上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
二、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为该项目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和研究工作的实际主持人。
三、项目负责人同时主持的同一计划项目数原则上不得超过1项, 同时主持的不同计划项目数原则上不得超过2项,作为参加人员同时参与承担的项目数（含主持的项目数）不得超过3项。项目负责人不得因承担新的项目而退出在研项目。
四、项目负责人不得有造假、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不得擅自变更项目重大事项，不得违规使用科研经费。若有上述情况，部科技主管部门一经发现并核实后，将撤销其研究任务，纳入科研信用记录，并作为其今后参与部科技计划活动的重要依据。
五、项目第一承担单位是项目负责人管理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履行责任，督促项目负责人按照科技项目管理有关规定开展研究工作。若须对项目任务书（合同）中重大事项变更的，项目第一承担单位应及时向部科技主管部门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保证项目正常实施。对不及时报告的项目第一承担单位，部科技主管部门将予以通报批评，并按照部科技项目信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请各单位按本要求，对在研项目进行自查并整改，于2013年9月30日前将自查及整改情况报部科技主管部门备案。
关于进一步加强交通运输部科技计划项目评审专家监督管理的有关要求
评审专家在交通运输部科技计划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立项、招标、可研论证、中期检查、验收（鉴定）等实施全过程发挥着重要的决策支持作用。为加强评审专家管理，2012年，部制定印发了《交通运输科技项目专家库管理办法》（厅科技字〔2012〕73号），明确了评审专家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要求。为营造公平、公正的科研环境，不断提高项目管理科学化水平，依照国家和部有关规定，结合项目管理工作实际，现提出进一步加强评审专家监督管理的有关要求如下：
一、强化责任意识，严肃相关纪律
评审专家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严格依照项目评审工作的有关规定、程序和办法，实事求是，独立、客观、公正地对项目提出负责任的评审意见。
（一）恪守学术诚信。评审专家在评审工作中必须对所提意见高度负责，正式评审意见须经本人署名并按要求提交备查；不得压制不同学术观点和其他专家意见；不得为得出主观期望的结论而投机取巧、断章取义。
（二）遵守行为规范。不得利用评审专家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或者与相关人员串通，为相关单位获得项目立项或者通过检查、验收提供便利；不得索取或者接受评审对象以及相关人员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可能影响公正性的宴请或其他好处。
（三）严守保密纪律。维护评审活动中涉及的知识产权和技术秘密；未经允许，不得单独与评估评审对象及相关人员接触、不得复制保留或者向他人扩散评估评审资料，泄露保密信息。
二、执行回避制度，确保公平公正
评审专家由部科技主管部门根据项目类别、评审性质、技术领域等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或根据特定需要遴选聘请。以下情况的应当回避：
（一）评审专家所在工作单位是项目申请或承担单位的（含退休人员）;
（二）评审专家与项目负责人存在直系亲属关系的；
（三）评审专家与项目负责人在研究生或博士后阶段存在师生关系的；
（四）评审专家与项目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评估评审的。
评审专家遇有以上情况应主动向部科技主管部门提出回避。
三、开展信用记录，落实退出机制
部科技主管部门将对专家在评审活动中的职业道德、业务水平和行为等进行信用记录。对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评审专家，部科技主管部门将视情予以通报批评、取消评审专家资格或从专家库中除名。
有如下情况的，部科技主管部门将直接取消其评审专家资格并从专家库中除名：
（一）一年之内3次被邀请但拒绝参加评审活动的；
（二）无正当理由，承诺参加但没有参加评审活动或中途退出的；
（三）评审期间私下接触利益相关人，或收受利益相关人财物或其他好处的，或发现有其他影响公正行为的；
（四）违反保密规定，损害国家、单位或个人利益的；
（五）不按要求及时提供专家意见等相关技术文档的。
部科技主管部门将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切实加强对评审专家的监督管理。
交通运输部科技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附件.doc
http://www.moc.gov.cn/zfxxgk/bnssj/kjs/201308/P020130816296533422180.doc
关于加强交通运输部科技成果公开工作的有关要求的附件.doc
http://www.moc.gov.cn/zfxxgk/bnssj/kjs/201308/P020130816296533555051.do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