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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定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1986年9月20日湖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根据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农民的合理负担范围只限于国家税收、地方统筹费、集体提留和劳务负担。对上列四项负担实行如下限额：
（一）国家税收，严格按国家税法计征。税收的减免，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对贫困地区的农业税，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核减（免）；凡耕地依法被征用、因灾减产或其他因素需减（免）农业税的，应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减（免）。对先征后减（免）的农业税，从确定减（免）
之日起，在三个月内如数退还给农民，严禁截留或挪用。
（二）地方统筹费和集体提留的提留比例，按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乡为单位分别控制在上一年农民纯收入实际数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以内。其中：地方统筹费和集体提留应约各占一半。
（三）劳务负担，每年每个劳动力一般控制在十五个标工以内。
第三条 地方统筹费和集体提留，由乡（镇）人民政府按本规定确定的限额，提出具体提取比例和金额的议案，提请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分别计算到农户或承包单位。统筹费按人口分摊；集体提留按人口、承包收入比例分摊或按人口、田地比例分摊。负担数额计算到户
后，订入合同，按期交纳。不准在农民出售农副产品时强行扣款，不准截留农业贷款和预购定金抵交负担款。
第四条 对温饱尚未解决的贫困户，经乡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少提或免提地方统筹费和集体提留。由于贫困户较多，提取的资金不能保证必要开支的乡、村，由县（市）人民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县（市）财力不足，解决有困难的，由市、州人民政府或省人民政府帮助解决。
第五条 地方统筹费用于教育、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优抚、交通等项民办公助事业。当年没有开支的项目，可以不提。在地方统筹费中，教育费应占百分之五十，有的地方，可以占百分之六十。地方统筹费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使用，每年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管理和
使用的情况。
第六条 集体提留只限于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三项。公积金用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购置必要的固定资产，当年没有这些开支的可以少提或不提；公益金用于供养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妇幼保健、防疫和举办村、组内必要的文化及其他公共福利事业；管理费用于村、组干部补贴和
办公费开支。
集体提留，除公益金中的五保户供养费上交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使用外，其余全部由村民委员会管理使用，每年向群众公布收支和使用情况。乡（镇）人民政府要督促村民委员会按规定管理和使用好集体提留。
第七条 劳务负担只限于水利和公路民工建勤、义务植树、血防灭螺等项国家规定的义务工和作为劳动积累的农业基本建设用工。防汛抢险，村、组和农民联户进行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以及解决人畜饮水用工不计入劳务负担。
凡在农村落户的劳动力，包括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农村劳动力都应承担劳务。
第八条 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按年利润在税前提取百分之十分别交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掌握使用，只限于教育、小集镇公共建设、公共福利事业、支农项目补助等社会性开支，不准挪作行政费用或其它用途，每年向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村民报告使用情况。税后利润
，企业有权按规定分配使用，乡（镇）人民政府不得任意提取，不得任意抽走资金或平调产品。
乡镇企业已有一定基础，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在保证企业必要的积累和企业职工合法的经济利益的前提下，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每年可从企业利润中提取一定的补农资金，用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广新技术，以减轻种田农民的负担。
第九条 乡（镇）集资兴办公益事业，必须坚持自愿和量力而行的原则，由乡（镇）人民政府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报县人大常委会和县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条 供应农民的生产资料，凡属国家按平价分配的，不准搞议价销售，不准搭配滞销商品；议价销售的，其价格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上浮幅度；平价和议价经营的，要分开建立进销存帐目。
第十一条 农用水，应坚持谁受益，谁负担，用水多少，交费多少的原则，改进放水计量方法，统一收费标准，严格按国家规定收费，不得任意加价。
第十二条 农用电，应按国家规定的价格与用户电表实际用电量计算收费。不得将线损、变损转嫁给农民。
第十三条 面向农民的各种收费，必须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不得巧立名目，任意扩大收费范围，不得层层加码，任意提高收费标准。
第十四条 严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对农民任意罚款和没收财物。
第十五条 交纳国家税收和承担必要的社会负担，是广大农民应尽的义务，应按规定履行。
凡不符合本规定的不合理负担，农民有权抵制和检举、控告。
第十六条 凡违反本规定的不合理负担，各级人民政府应及时查处。已经向农民收取的不合理的款项，应予退还。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要认真作好本规定贯彻实施的监督工作。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1986年9月24日
司法考试、法律人以及法治

杨靖


　　一、司法考试模式应当改，比如改成注会那样，否则逼得法律人一到考试就得闭门造车，深居不出，结果考过的大多有点书呆子气。同时，应该严格限制准入资格，法律职业不是卖红薯，不是推个车子架上炉子就能做生意，它是专业的行为，我们很难一个公民会把自己的切身利害官司交给一个没有深厚法律素养的考试能手。为何医师资格要严格限制呢？因为关系生死，人命关天，天为大。那法律不关系生死吗？恐怕很难下定论。法律执业需要一批法学院校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不要是个人就给机会考试。——原因是，该考试操作性还是较强，即使没有相关学习背景仍有可能通过的。国家难道是觉得需要很快生产一大批法律人吗？从目前的需求来看，恐怕没有必要。

　　二、司法考试是法律人开门做生意的第一个门槛，相当于做生意要营业执照。但是我很难想象，市场上鱼龙混杂的法律职业资格证，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企业法律顾问，专利代理人，政府律师，律师，等等。简直比中药铺还丰富。是律师少了不够用吗，还是需要这样形形色色的法律职业相态？不好猜测。至少律师法的规定不允许上述五颜六色的职业队伍存在。此外，据我所知，从弱冠到耄耋，司考不知有什么魅力，真的是吸引了太多中国人的眼球。太想不通。在这样的司法背景下，貌似光鲜的律师在私下里是什么样的表情和心态，有几个正在拼命进入该行的痴迷者知道。

　　三、通常认为，律师权利或者律师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的发挥的大小反映了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的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律师逐渐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按照上述标准，中国的法治建设在进步，而且进步不小。但是，法治不仅仅这一个层面。是不是某国的公民都是法学院毕业的，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或程度最高呢？显然不是。看看中国的法学教育及法学研究状况，不得不深自暗忖中国法治建设前途的漫长。据统计，全国600多所法学院校，30余万名法学生，真难想象，在目前的法治状况下会需要这么多的法律人！我常在想，各大院校争相开办法学院，纯粹是为了在对外进行宣传时说自己教育门类齐全，学科体系完备，是综合院校。或许这只是戏谑之词，但客观的说，法学教育在量上确实有点过剩，那么质上如何呢？问题就在这。数量多，质量低，很像中国的人口问题。法律职业是经营职业，法学教育应当是精英教育，像美国那样。中国法学教育这样的情况反映在法治建设上，就是人才不足，而人满天下。当然这也有好的一面，相当于普法的作用。但恐怕负面影响更大，更深刻。结果只能是：法学教育及法治建设后继无人，法制建设进程步履维艰。

　　归结起来，我个人认为，当前的法学教育应当重构。划分为法律职业性教育和法学研究性教育两类。前者在律师学院培养，律师由该学院制造，司法官从律师队伍中选拔，高薪引才、养廉。从资格准入来说，这种适合司法考试模式，但应像上述说的注会考试那样改革。对于后者，就不能以司考作为限制了。适于培养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家。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杨靖

注：本文原发表于我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iyoungkings），读者可到该网页留言。